近日欣获赠徐毅先生《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一书，该书由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接书之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因为我深知此书花费他十余年的心血。为全面搜集第一手研究资料，2009年他以韩国高丽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只身前往槿域进行调查研究。作为一位在韩国延世大学求学多年的我，想象得出先生在异域生活会遇到多少艰辛；尤其在与国外学者交流过程中掌握学术话语权需要付出多少辛苦。但从以往与先生的交流中，我从未发现其苦于斯，而是津津乐道于此。他凭借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胸襟，豪迈的行事风格，与诸多海外志同道合之士相知结交，论诗谈艺，并在各种交流中，敏锐地去发现学术问题，去解决问题。而我开始致力于古代中朝文化交流研究的机缘，也正源于2010年先生从韩国带回的安鼎福《楚辞》抄本。先生知我有志于楚辞学研究，便将此珍本转赠于我。我的学术视域得以开拓，从而奠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韩国楚辞文献研究》的基础。还记得，在读博期间，先生每到韩国便将我引荐给韩国汉籍研究的著名学者，每每在交谈中，知晓他们十分钦佩先生的学问及学术视野的开阔。然而，就我在异国亲身经历的四年研究之路来看，此书研究成果的得来实属不易。

域外汉籍研究大家张伯伟先生在此书序言中对其研究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同类主题的著作中最丰富、最难得、最新鲜的”。此书分上下两册，共95万字。上册即上编，内容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下册即下编，内容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长编。综观全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收罗宏富，资料翔实。作者突破地域与语言限制，全面收集、掌握中朝文人交流的重要资料。经其走访，目前收集有“燕行录”近600种，而其中涉及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的“燕行录”有104种。基于此类文献，他还综合运用韩国所藏文集、日记、诗话、史书、序跋等域外资料，并且结合中国典籍记载进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其发现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同文神交》尺牍集，此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学谊的最新见证。此文献尘封已久，未被学界关注，作者将其中的24封书帖整理、校点，公之于众。此外，在高丽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挖掘出《中朝学士书翰》，收有清朝严诚、潘庭筠、陆飞写给朝鲜金在行的诗牍帖以及罗烈跋文原件，共计18封。这些文献中收录的诗牍都是清人亲笔帖，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二，条分缕析，旁引曲证。作者以整个古代汉文化圈为背景，在较为全面地掌握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往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对彼此间的文化交往作出细致描绘和精详考证。如全书下编，分为十八世纪早期中朝文人交流长编、朝鲜金昌业与清文人交流长编、十八世纪中期中朝文人交流长编、朝鲜洪大容与清文人交流长编、十八世纪后期中朝文人交流长编、燕岩师门与清文人交流长编。此外，在附录中还整理出十八世纪参与中朝文人交流的清朝南方人士一览表、十八世纪中朝文人笔谈记录一览表、十八世纪中朝文人赠诗一览表、十八世纪中朝文人唱酬诗一览表、十八世纪中朝文人间序跋一览表、十八世纪中朝文人间来往书信一览表、洪敬谟与清文人来往书信一览表、洪羲俊与纪树蕤来往书信一览表、洪大容与清文人来往书信一览表、十八世纪清朝使者出使朝鲜一览表、十八世纪朝鲜燕行使团及燕行日记一览表。以上内容向读者全面而客观地揭示十八世纪有哪些中朝文人进行了学术与文学交流。其下编详细收录了每次交流的发生时间、地点、形式、事件和交流的具体内容。其用功之细，值得学习。

其三，考证谨严，入木三分。作者在充分整理和比对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严谨的考证，客观、公允地对此中朝文人的交往作出分析和评判，还原出当时两国文人学术、文学交流的历史真实。如，在上编第一章中准确分析出中朝文人交流的原因与交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揭示它们在学术交流史上的地位、意义和影响。同时，书中既有对中朝文人交往情况的整体关注，又有对典型个体文人交流现象的考证。如，上编中二至五章分析十八世纪涌现出一批中朝文人交流的典型事件与十八世纪出现的两国学术世家长期交往的新现象。

张伯伟先生曾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回到以自我为老大式的‘中国中心观'。我们不仅要用一只眼来看自己，不仅要用第二只眼去看别人，我们还要拥有第三只眼，这就是用外国人观察中国之眼反观自身的‘异域之眼'。”作者作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践行其师倡导的用“第三只眼”的方法，考证中朝文人交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作者此书非囿于旧有文献，而是挖掘新材料，选择新视角，探讨新问题，可谓知预流而上。此书必将成为中朝学术交流史、中朝文学交流史、汉文学史、中朝外交史等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成为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的推荐书目并得以成功立项，也是该书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

作者：贾捷（南通大学中韩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