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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情抚慰民族的伤口——记赶赴地震灾区的文艺小分队

　　“透过泪水看见的大山小溪，白云轻轻飘荡依然美丽。是谁静静缝合了裂开的大地？一排排帐篷生长在这里……”唐跃生与方石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曲诞生于他们在抗震一线的采访。纯净如童谣。也许这是文艺工作者们试图用美好的歌声舒缓民族之痛的努力。5月25日至6月3日，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总政治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五家单位各自组织文艺小分队，深入到地震灾区采访。

　　如今，回到各自家乡的文艺工作者已创作178件文艺作品，如同文物的价值不能用重量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也不能单一由数量做考衡。然而，“178”这个数字的身后，我们看到积极对灾难做出回应的文艺群体，看到将个人情感与使命担当并蓄的文艺工作者。

　　虽然没有亲历山河断裂，但经受了生死考验

　　“脚下有余震，头上顶悬湖，身边飞滚石。”参加总政小分队的剧作家柳建伟和同伴们用一句话概括了一线采访的处境。尤其当他们一行来到从安县通往高川乡的一处施工现场时，尤其危险。“当时施工人员和器械已经撤退，但我们得到现场看。一段六七百米的路有一半是危险的，毕竟整个石头山都给震酥了。如果当天余震震级大一点，我们就被压在里头了。”今年64岁的作曲家付林，是文联小分队里年纪最大的成员，此次到一线采访，冒着余震赶夜路，“我是一名老兵，我首先是一名参加抗震的战士。不断的余震告诉我，前沿阵地到了。”

　　大地震后最强烈的一次余震发生时，各个小分队都在采访中或者在奔赴采访的路上。作家徐坤虽然不是军人，但同样用了“战场”这个词。她所在的这支作协小组深入到甘肃陇南地区。山体滑坡击中了他们所乘坐的车，车门变形，玻璃粉碎。“大家都知道很危险，心里也害怕；但也都明白这是‘战场’，不能做‘逃兵’。”6.4级余震发生时，徐坤所在小组正在文县采访，距离震中只有50公里。她当时做了两件事：第一，给单位领导发短信，告诉他们自己父母的联系方式，因为她这次是“偷偷”来到震区；第二，余震稍微平息，把稿子发回中国作家网站。“这不是采访，是工作。我当时给作协网的人发了一条短信，说如果发生意外，这是我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稿子，请务必贴上。”广电总局的小分队同样经历了这次余震，并经历了堰塞湖的威胁。“我们只能飞跑通过。”

　　没有目睹生死别离，只被坚强与乐观震撼

　　灾区没有想象中的痛哭与抱怨，更多时候是继续生活的隐忍与努力。5月26日，广电总局小分队来到安县永安镇山上的村子里采访。“这里也是重灾区，几乎所有民房变成废墟。与村民聊天，他们面对灾害异常镇定，沉默地做着能做的一切：把成熟的庄稼收割晾晒，把从废墟中捡出来的建筑材料堆放好。我们劝他们不要着急，他们说不着急，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也感谢你们。”小分队领队艾立群叙述着。

　　“这次的采访对心灵是一种洗礼。人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了。看到官兵们从电视上看很英武，但当你和他们面对面时，发现他们就是一群孩子啊。”徐坤感慨道，“你问他们问题，他们就很腼腆。他们多是‘80后’，但也是他们在危险的悬崖疏散百姓、给百姓搭帐篷。我们还看到一个娇弱的护士，她在大地震发生时不是跑，而是紧紧抱住重症监护室的氧气瓶，怕它爆炸。护士长在地震时踢开已经变形的放了很多氧气瓶的房门，像扑炸弹一样，把已经漏气的氧气瓶一个个拧上。”

　　走进大地的伤口，见证战场的严峻与伟大

　　文艺工作者们用笔或者镜头，记录并凝练民族的魂魄。

　　曾为抗洪救灾写就电影《惊涛骇浪》剧本的作家柳建伟，在已完成报告文学《中国，请记住这样一个陆航团》后，此时正在为现实题材的灾难故事片《惊天动地》写剧本，计划于8月在四川开机。在采访了甘肃陇南康县豆坪村豆坪小学10名老师抢救出147个学生的经历后，徐坤创作了名为《三声长哨与147条性命》的散文，随即将新书《八月狂想曲》的10万元稿费捐给这所小学；采访了陇南武都区委书记黄华明后，创作了报告文学《一个区委书记的震后48小时》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影集团已经开机拍摄电影《汶川》，成都军区政治部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已开机拍摄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刘麟、宋小明作词，关峡作曲的交响合唱《大地安魂曲》已经完成；总政话剧团正排练的话剧《钟声响起》将于7月上演。

　　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文艺工作者正陆续拿出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