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作家夏坚勇看来，历史关乎“实然”，文学则关乎“应然”，即猜测历史之幕背后可能发生了什么。不久前，夏坚勇《东京梦寻录》由译林社出版，同之前的《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连缀成“宋史三部曲”。在“实然”与“应然”的虚实相生间，夏坚勇为历史照了一幅清晰的“CT”。

历史是人性的展开

“宋史三部曲”的诞生呼应着近年来的“宋史热”。埋首阅读宋史著作时，几道“历史的缝隙”引起了夏坚勇的好奇：岳飞遇害真的是因为秦桧构陷吗？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小小的聚餐，为何会引发轩然大波？面对群臣有关“东封泰山”的一次次上书，宋真宗为何一再推辞？

由这些埋伏于史海的线头蔓延开去、不断编织，《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等故事精彩上演。在一遍遍翻阅史书、揭开迷雾的过程中，夏坚勇发现，历史走向背后恒久的牵引之力，是人性。写历史究竟写什么？夏坚勇答：写历史就是写人性。

如庆历新政，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夏坚勇通过广泛的史料阅读得出结论：活跃在庆历四年政坛上的那群人中，站在范仲淹等君子党对立面的王拱辰、夏竦，就政治观念而言都支持新政，只因惧怕新政人物崛起，便站到了新政的对立面——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促成了改革的流产。同样，在《东京梦寻录》中，伴随着作者的辛辣揭露，那个上蹿下跳、唯利是图的跳梁小丑丁谓栩栩浮现于读者眼前。

历史的一幕幕是否印证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永远受制于人性“低点”的掣肘？“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向前走，是因为人性中更存在着善良、阳刚、正义的一面，当文天祥慷慨高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笑对屠刀时，意味着在他心中，家国大义已然战胜了死亡。”夏坚勇说。

“宋史三部曲”中，让夏坚勇倾注了更多情感能量的，是那些充满了“人性温度”的历史人物。如欧阳修，他反对杀害已经投降的军士，作者感叹其拥有身为才子不可或缺的悲悯情怀：“怒发冲冠和柔情似水都属于同一颗悲悯之心。”面对范仲淹，他更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

贴着“人”张扬文学想象

面对历史这盘“食材”，不同人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夏坚勇选择把历史“文学地打开”。

“知识性的史料细节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细节如何发展为一个情节，甚至成为一个章节。”夏坚勇谈起他“以文学打开历史”的方法。

史料运用的有机性，是夏坚勇衡量作品完成度的标准之一。回看《绍兴十二年》中两处有关宴会的描写，夏坚勇认为“一得一失”。写得满意的一处，是宋高宗宴请拥兵自重的蜀帅吴璘时，关照下面务必准备蜀地名菜水煮牛肉，并用川盐调味。但官家愈殷勤体贴，吴璘的感觉就愈忐忑。仅靠一道水煮牛肉，夏坚勇就写出了南宋内外交困之际君臣关系的诡秘幽微。

一处“失败”的书写在于某场宴会中，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196道菜，本意在展示南宋的饮食文化，但事后看来，则显得材料堆砌、失之臃肿。“要是当时能够贴着人物的心态、性格来写，这个宴会就会写得更成功。资料堆砌得越多，文学飞扬的力度就越小。”夏坚勇懊悔道。

在“由历史入文学”的过程中，作家格外注重发掘那些“有品位”的史料。何为“有品位”？夏坚勇解释，即角度独特、前人很少使用，又能为后人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的材料。如宋太祖为避免禁军染上奢靡之习，规定每月须亲自到运河码头背负口粮，亦即史书上的“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当时看到这条史料时，夏坚勇立刻心有灵犀、录以备用。

对夏坚勇的历史题材文学书写，评论家李祥点评道：他填补了历史行进过程中的耗损，恢复了历史肌理的弹性，让失温的历史重新有了体温。

闪耀于史册也铭记于人心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夏坚勇看来，市民阶层的崛起、经济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宋朝几乎踏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可惜的是，这一趋势被元代所延宕，在晚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又因清朝统治而历史性地后撤。

尽管如此，回眸宋朝，仍能带给我们温情和力量。夏坚勇认为，“宋史热”中亟需沉淀的一份遗产是“士人精神”。北宋仁宗年间，围绕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形成了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识精英，他们指点江山则纵横捭阖，舞文弄墨则文采风流。新政失败后，他们让中国的文学星空集中涌现了一批出自贬谪者的华彩篇章，面对着命运的困厄和不公，他们心中始终高扬着理想的旗帜。在这些彪炳千古的群星身上，蕴藉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自信。

二十余年间，夏坚勇的写作从没离开过历史这面镜子。借由历史书写，作家想带给读者什么？

“我的创作动机很单纯，往往因为某个话题‘有意味’才开始创作。”夏坚勇说。评论家汪政认为，“意味”同时包含“意思”与“意义”，是审美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宋史三部曲”正是通过一个个“有意味”的细节，铺展开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历史长卷。

“宋史三部曲”更加点燃读者的，是时时激荡于字里行间的春秋大义、民族理想。

写岳飞之死时，夏坚勇一次次不惜笔墨、宕开精彩的一笔：岳飞被害后，大理寺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私自安葬了岳飞，那座位于临安北山之麓的岳飞坟茔从此成为隗顺“生命的圣坛”。夏坚勇还指出后世演义中常见的岳飞遇害处“风波亭”，其实与历史不符——但那又如何？他说，我们欣赏这样的无中生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民心向背和历史审判，让风波亭以其锋利的存在感固化在一个民族的心灵创口上，警示我们的千秋万代……“宋史三部曲”告诉读者，历史并不如烟，公义、勇敢、善良、正直等美好品质不仅闪耀于史册，也铭记于人心。

□ 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