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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作家周上,中外文学大咖精彩碰撞
2019-11-14 09:37:00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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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与变化,或者说恒与变,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文学史向前推进的内生动力。半个世纪前,享誉世界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以一部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在世界文坛掀起巨大波澜,11月10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主题论坛上,这一论题再次被打开:文学视域下的稳定与变化是否意味着截然对立?健康的文学生态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论坛上,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和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以及阿来、毕飞宇、李修文等七位中外著名作家就此展开了碰撞与对话。

  阿多尼斯今年89岁,白发苍苍,精神矍铄。他仍坚定地站在“稳定”的对立面,赞赏文学对阿拉伯世界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坚持他的著名观点“人的身份不是通过继承,而是通过创造得以确立”。此番第八次中国之行,除了渴望了解当代中国作家对“稳定与变化”的思索,他还怀有好奇:当中国在政治、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产生与其相匹配的伟大变化?

  变还是不变,关键在于“势”,这个“势”约等于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发展规律所形成的合力与情势——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引用传统文化中“势”的概念,来阐述社会结构和文学样式的“恒常”与“不得不变”:汉赋不得不变为诗,诗不得不变为词,词不得不变为曲,正是受到“势”的影响。同样,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永远延续着一成不变的写作模式,或固守着他对世界的偏见。

  “因此,每当我们碰到一个看似言之凿凿的论断时,我们不要忙着轻信,要停下来审问自己:这一定是对的吗?又或者,这只是引发进一步思考的触媒?我于是得到领悟:所谓真理,不过是令人发生疑问的机会,真理永远是动态递嬗的,文学也是如此。作为作家,我们要不断地开放自身,传递新鲜的文学感受。”张大春说。

  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必须向文学史贡献他独特的思想,毕飞宇显然认同这一点,而“独特”,正是那些冲击着稳定结构的变化因子。在毕飞宇的私人文学史中,他更愿意以莫言的《红高粱》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开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和人究竟能不能相爱?毕飞宇说,莫言用他巨大的本能和同样巨大的才华告诉我们:越出警惕与怀疑,人和人应该相爱,这是真理,这是价值观。于是,在时代框定的规定动作之外,“我爷爷”和“我奶奶”,以及站在背后的莫言,标举了一种自主能力、自选动作,“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对民族、对文学史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变”也意味着对自我的突破。毕飞宇说,正是“自我变法”使文坛前辈高晓声成为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

  作家李修文把“稳定与变化”的议题和自己长期以来的困惑做了嫁接,即:我们的写作,为何常常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为印证;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写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他试着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觅答案,结果发现,今日里被我们奉为至宝的文学经典,多半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锋,那些打破了稳定结构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先锋性的核心是什么?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孔乙己、涓生、子君和魏连殳,他将他们个体的感受作为文学感知生活的最敏感神经。

  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更关注文学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书籍为我们打造出替代性经验,从这种经验中获得的智慧使我们抑制住了暴力、越轨的冲动;读一本好书,是与自我一次亲密交谈,让人自信而免于自大,令人体会到生命中的珍贵和美丽,不再对我们已经拥有的财富视而不见;变革也通过想象力得到了检验。“总之,文学的想象功能使生活于社群中的个人缓解可能中的冲突,一方面赋予我们获得稳定,另一方面赐给我们做出改变的最佳机会。”西蒙范布伊说。

  作家阿来则提示人们一分为二地对待文学中的“变”。他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解构性的嘲弄与颠覆、文化多元论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文学家们总是将“解构”作为顺手工具,读者也在这种破坏中得到快感,这固然为驱逐文学中的陈词滥调、空洞虚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某种严重的后果:当今天我们想再往前行时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我们失去了说“是”的能力以及建构的能力。特别是,一如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警示的,我们是否在以多元文化为堂皇的借口和“掩饰平庸的伪装”,否定了文学的永恒价值,如“伟大的心灵,伟大的思想”?因此阿来提示,须警惕披着“新”的外衣,“内里却是旧的,甚至散发着萎靡颓败的气息”。

  这与论坛主持人、《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的观点不谋而合。贾梦玮认为,“不变”的是文学的精神、文学的操守,是它的人文价值立场,片面地迎合市场必然是反文学的;另一方面,当人的遭遇发生了变化,旧痛变成新伤,文学就需要新的表达,需要“变”。

  新与旧,恒与变,这是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学都面临的十字路口,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也将伴随整个世界文学史的进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稳定与变化”并非截然对立。正如李修文在论坛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前辈,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担了文章道统的长子,这颗长子与幼子之心所证明的,是我们从来就在传统的庇佑中,又必须代表传统变成一个新生的儿子。

  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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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韩震霞 易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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