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校官之碑”是江苏现存最早的古碑

萧憺神道碑的碑额拓片

碑刻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物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前，一部汇聚133件南京历代最具代表性碑刻拓片的《金陵碑刻精华》（西泠印社）首发。从汉代到清末，一张张散发着历史沧桑气息的碑刻拓片，经过权威学者的解读，连缀起一部古都南京的绵延文化史。

凝固的历史，流动的文化

碑刻是古代碑、碣、墓志、摩崖、石经等文字石刻的统称。“碑刻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评价一个城市历史地位及贡献的重要依据之一。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反映出某个城市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水平。”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夏维中教授如此描述碑刻拓片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碑刻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流动的文化。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拥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历史。从东汉光和四年（181）的“校官之碑”开始，南京历代碑刻已成为金陵文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在夏维中等学者看来，南京碑刻资源虽然丰富，有案可查的碑刻达500多件，但相关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却长期滞后。和很多历史古城相比，南京缺乏一座收藏、展示碑刻的专业性博物馆。而反观江苏省内，苏州、无锡、镇江、宜兴等城市都已建成碑刻博物馆。

2012年开始，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开办西善桥历史文化博物馆，这是南京首个街道级博物馆。近年来，随着该馆提档升级，相关部门决定将在该馆基础上筹建金陵碑刻博物馆，馆址选定在岱山24#地块。这里文脉悠远深厚，历史资源丰富，南京博物院唯一入选“国家宝藏”的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紫砂提梁壶均出土于西善桥地区。

预计于2022年开放的金陵碑刻博物馆将成为南京首家碑刻博物馆。配合该馆的建设，南京古都学会会长杨新华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编纂了《金陵碑刻精华》，作为该馆推介南京碑刻文化的配套用书。

江苏最早的古碑，这段碑文要修正

“这133通碑刻拓片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记录了从汉代到清末，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民俗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杨新华介绍，他们并没有简单将碑刻拓片收纳于书中，而是结合文献史料，对碑刻重新进行释读，从而发现了以往学者的一些错误，修正了对南京碑刻的认知。

年代久远，碑文漫漶，拓本流传中难免出现认错字、缺失字、后加字、磨碑重刻、翻刻、伪刻等现象。公元181年立于今南京市高淳区的汉代“校官之碑”是南京乃至整个江苏现存最古老的碑刻，目前藏于南京博物院。南宋时期，金石名家洪适对此碑进行解释，此释文在元代被人刊刻于石。此次释读，学者们根据“校官之碑”原拓本影印件，再结合元代刊刻的“汉校官碑释文”拓本，发现洪适所释的“獄無吁嗟之冤，壄無叩匈之结”后半句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壄”后应是“褱”字、“叩匈”应为“卬匄”。“壄”又作“野”，“褱”通“怀”，“卬匄”通“仰丐”，正确的读法应是“狱无吁嗟之冤，野怀仰丐之结”。

位于栖霞区的“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是南朝著名碑刻，被梁启超赞誉为“南派代表，当推此碑”。历经千年风霜，“萧憺碑”残损严重，很多字模糊不清甚至缺失。杨新华研究团队依据碑文精拓本，并参考了清代学者陆增祥所著《八琼室待访金石录》和民国学者朱希祖所著的《六朝陵墓考察报告》，将陆增祥、朱希祖没有认全的一些词组，如“胙宇南服”等做了完善。

最初立于溧水区的“仙坛山铭”是南京地区极为少见的唐代碑刻，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碑末尾被后世无聊者加刻十个字，铭文因此变得生涩难懂，给金石学者释读增添了麻烦。此次重读，学者们将这十个多出来的字一一剔除，四字一句的铭文立刻变得流畅押韵，碑文原貌得以恢复。

保存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的“封启圣王碑”“封颜、曾、思、孟四氏碑”是元文宗褒封孔子父母及孔子妻子、弟子的制书碑，碑文有一定的残损缺失。学者们查询文献，在明代吕兆祥所著的《宗圣志》里找到了完整碑文，对两碑残缺文字进行了补充。此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浡泥国恭顺王神道碑”“定山庄先生墓碑铭”“遯园记碑”“李杰神道碑”等著名碑刻的内容，在此次整理中也得到了修正和补充。

这几块明代古碑，竟然有标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对于南京碑刻的固有认知也在《金陵碑刻精华》的编纂过程中得到改正。

存于雨花台风景区的“宋忠臣庐陵杨忠襄公剖心处”碑，曾被南京文博界认为刻制于上世纪30年代，杨新华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此碑其实是一通南宋碑刻，中间文字为南宋时镌刻，两边隶书题记则是于上世纪30年代所加。存于浦口区定山寺的“达摩画像碑”也颇为有趣，此碑落款显示刻于明弘治四年。但学者们在释读时，竟在碑额和碑身右上方隐约看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等字的笔画。经过考证，专家们认为，此碑最初是一通元代圣旨碑，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被后人磨平，刻上达摩画像。

很多人都知道，位于玄武区板仓街的明开国功臣徐达墓神道碑很特殊，碑文中标有句读(古代的标点符号)。此次整理拓片，专家们在保存于雨花西路的明代正德十一年“宋朝用墓碑”“宋晟行状碑”上也发现了句读，从而改变了“南京古碑仅有‘徐达神道碑’有句读”的说法。

就学术研究而言，碑刻与档案是两大重要的史料来源。通过辨认碑文，一些重要的南京历史信息在《金陵碑刻精华》中得到披露。

杨新华列举出发现于南京的南唐“姚承钧墓志”。姚承钧的曾祖父姚制是南通城的最早开发者，其家族数代盘踞南通，地位显赫。姚承钧后被调至江宁（南京），并葬于这里。在史书中，姚承钧的资料几乎空白，但墓志却清晰显示，姚承钧与杨吴权臣徐温家族有姻亲关系，他本人在南唐朝廷中做到了检校尚书。

此外，东晋隆安二年的“王洵墓志”记述太原王氏在江南的繁衍情况；首次公布的唐代“钱华墓志”“朱媛墓志”提到南京当时分属临沂县、润州上元县的史实；明代“张仕琦墓志”记载了张仕琦祖父张寿观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是南京发现的首位下西洋的医生……这些珍贵的碑刻拓片，对于今天的学者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报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