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耀州窑青釉剔花莲瓣纹碗

唐代青釉褐绿彩瓜棱执壶

唐天宝十二年（753）冬天的一个夜晚，66岁的鉴真率领弟子和随行者20多人悄悄登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麿乘坐的船只。他的眼前是无边黑暗——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因病致盲，然而他的内心却无比坚定，东渡传法的意志愈挫弥坚。

在他身后，是一行人居住了近一个月的黄泗浦——位于长江与大海交汇处，港口就坐落在繁华的集镇上，船只在这里完成出海前的最后一次补给。5天之后，日本使团四船齐发，迎着惊涛骇浪开启惊险之旅，最终只有2艘船到达日本。12年间九死一生，鉴真终于实现东渡宏愿。

因为鉴真东渡，黄泗浦被真人元开，也就是日本文坛领袖级人物淡海三船记录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成书时距鉴真逝世只有16年。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经过陆续长达15年考古，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的黄泗浦遗址终于重见天日。从通江达海到湮没无名，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沧海桑田的变迁，通过考古手铲和学者研究，黄泗浦从历史迷雾中逐渐变得清晰，露出千年盛衰的历史真容。

因僧而名，史载寥寥

黄泗浦遗址于2019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黄泗浦考古领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周润垦告诉记者，考古发现了唐代的河道，与寺庙相关的房址、仓廒、灶坑、水井等，宋代的河道、木桥和佛教相关文物，尤其是河道中发现的瓷器数量惊人，它们来自于唐宋时期全国各大窑口，这表明当时黄泗浦地区有个面向海外的贸易港口，转运全国各地的货物。日本遣唐使团的海船选择在这里停泊和补给，说明这里的港口应该有一定规模。

然而蹊跷的是，整个唐代近三百年间，中国的文献中竟然没有黄泗浦的相关记载！这里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港口呢？

黄泗浦原本是河道名称。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学锋承担了黄泗浦考古的文献研究课题，他告诉记者：“长江下游的入江河道往往称作‘浦’，其中最大的一条是南京秦淮河，其原名就叫‘龙藏浦’。历史上苏州在长江沿线留下名字的共有36浦，黄泗浦就是其中之一。船只从海上入江，或出江入海，一定要进入某个浦靠岸停泊，这就是黄泗浦成为港口的原因。”

实际上黄泗浦并不是诸浦中惟一的港口。张学锋说，鉴真东渡80多年后，日本僧人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并辗转多年，撰写了《入唐求法巡视行记》。书中提到，他在中国沿海新罗移民帮助下，寻找回国船只，曾打听到几次日本船在今天江阴、松江进港或出海的消息，最终他在山东等到了从苏州出发的船只，才回到日本。“这表明今天昆山、常熟、江阴长江南岸有多浦可容纳海船。”张学锋说，“这说明在唐代航海活动中，黄泗浦既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又不是特殊的港口。当时扬州港是中国最大最繁盛的港口，从扬州出发，入海前会途经沿江诸浦，供船队休整和补给，我们可以把黄泗浦看作以扬州为中心的港口体系的一部分。”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赵晓豹对黄泗浦遗址水利和港口发展演变作了专门研究，他告诉记者，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南北物资转运的枢纽。当时长江入海的喇叭口延伸到扬州、镇江一线，形成了著名的广陵潮，扬州也可以被视为国际港口城市，而黄泗浦可以被视为扬州港的卫星港，是沿江36浦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浦。“在诸浦中，它很重要，但又并非一枝独秀，这样评价黄泗浦应该更客观。”赵晓豹说。

那么，遣唐使船队为什么选择停泊在此？张学锋认为，鉴真东渡属于“偷渡”，多次受到官府的阻挠，遣唐使船队选择黄泗浦，一是这里在航海线上不那么著名，容易掩人耳目，二是黄泗浦距离扬州比较近，便于等待鉴真，但又不是扬州辖区，可以躲避官府追查。而船队出发到第一站琉球群岛行船时间长达21天，为500人左右的船队准备补给并不简单，虽然此事并非在黄泗浦一站式解决，但仍然可以推测，作为最后一站的黄泗浦有一定规模的服务功能。

镇因港兴，寺留砖铭

围绕港口，自然而然会形成市镇甚至是城市，为港口配套服务。早在北宋，黄泗浦地区就设置了庆安镇。史料记载，这里原来叫“石闼市”，“闼”可能指的是节制江水海潮的石闸。

庆安是一座因港而兴的集镇，在北宋时就成为常熟三大镇之一。元代以后，在各类古籍的地图中，黄泗浦口就标记着庆安镇，称这座滨江大镇市肆兴盛，商贾云集。在南宋宝佑《重修琴川志》中，记载庆安镇上自南朝时就有一座佛教寺庙“尊胜禅院”，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被赐名“净居院”。

巧合的是，在黄泗浦遗址也发现了唐代寺院建筑。据周润垦介绍，遗址东区发现了长排房基址、方形房址、灶址、水井、仓廒等一组建筑群，这种建筑按中轴线排列的结构常用于衙署和寺庙建筑，而这组建筑的结构与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唐招提寺类似，在唐代建筑遗址和唐代河道里还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石佛雕像、佛像背光、莲花纹瓦当，这些更增添了人们的遐想。

黄泗浦遗址上有一座明代的残桥，桥墩里发现了铭文砖，文字内容为“皇帝万岁保国安……如来舍利宝塔……钱施主悉当成佛”等内容。张学锋表示，类似的铭文并不鲜见，南京的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上就有类似的文字，而宋代普通人家也会捐钱供寺院烧砖建塔，寺院会在砖上模印某某施主舍多少钱造砖一类的文字。

“基本可以断定，这些铭文砖来自宋代的寺庙砖塔。这些砖为何会出现在明代桥墩里？我们不妨作个大胆的推测。”张学锋说，“那就是宋代的砖塔倒塌后，明代人在建桥夯筑桥墩时，使用了这些建筑垃圾。”

如果尊胜禅院就在附近，甚至说就是考古发现的佛教建筑群，那么鉴真东渡前是否会寄住在这座尊胜禅院中？毕竟鉴真一行需要一处较大的容身之处，并在晨钟暮鼓中按一定仪式修行。

对此，张学锋认为作此推测需要更谨慎，毕竟鉴真一行有20多人，还包括几个外国人，住在寺院里目标太大，再加上日本遣唐使船队，黄泗浦一定有别于往常，容易引起官府的注意和检查。

疏浦泄洪，塘浦圩田

因为长江内沙洲淤积，今天的黄泗浦遗址距离长江已有14千米远，但在唐宋时期，黄泗浦就位于长江南岸。当年河水从南向北流入长江，唐代河道在遗址上拐了个弯通向长江，而宋代河道是北宋年间人工开挖的，截弯取直笔直地通往长江。

周润垦告诉记者：“唐代河道最宽处大约30米，2米多深，宋代河道最宽处超过50米，深度超过5米，唐代瓷器来自湘、赣、浙、豫、冀、徽、苏等地的7个窑口，宋代瓷器除了以上地区，还扩展到了陕西和广东，窑口多达15个，显然宋代黄泗浦的贸易比唐代更加繁荣。”

然而这并不代表黄泗浦的地位上升了，只能说明宋代贸易更发达了。如果把视野放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变迁中，我们就会发现长江带来的泥沙，导致长江一线以及太湖地区农业、水利、交通的全方位重大变迁。

“长江带来的泥沙逐渐淤积，一方面使长江出海的喇叭口内生长出沙洲，另一方面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生长出大片陆地。”赵晓豹告诉记者，这种变化对太湖地区影响深远，原来太湖水东泄有三条大通道：吴淞江、东江和娄江，有“三江既入，震泽（太湖古称）底定”之说，唐晚期娄、东二江相继湮废，宋代以后吴淞江渐趋浅狭，三万六千顷太湖水宣泄不畅，内涝成为历任地方官最为头疼的问题。

“隋唐、五代太湖地区平均约20年发生一次洪涝灾害，而北宋平均6.5年一次，明代平均3.7年一次。为了解决洪涝灾害，疏浚包括黄泗浦在内的苏州东北诸浦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赵晓豹说，“范仲淹就力主疏浚诸浦，在公文中表示太湖水不光要往东入松江，而且要向东北入长江进而入海。公元1035年，范仲淹主持了包括黄泗浦在内的5条大浦的疏浚，从北宋天禧年间到南宋淳熙年间的150年里，对诸浦的疏导工作多在这5次，平均10年一次。”

太湖地区是浅碟形洼地，为了保证农业发展，古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水利系统：低地在田地周围高筑圩岸以抵御洪涝，高地深挖河道以引水抗旱，高地与低地之间设置堰闸斗门，水资源互补。江南地区，东西向的水道称为横塘，南北向水道称为纵浦，太湖地区的田地被横塘纵浦分割成棋盘状，称作“塘浦圩田”。

水和沙也改变了长江口港口的变迁，伴随着扬州港的衰落，杭州和宁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大港，在长江口，吴淞江沿线的青龙镇和上海镇崛起，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而黄泗浦已经彻底失去了海港地位，而成为一座国内贸易港或中转港。

时光流转，长江边港口的故事仍在继续。元代，太仓崛起，被称为“六国码头”，明代刘家港崛起，成为区域超级大港，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起锚地。此时，黄泗浦虽然仍在江边，却不复港口地位，直到民国时与沙洲连为一体，作别江海，化作沃野平畴。

对于万里长江的万年乐章，黄泗浦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然而水与沙却在这里合奏了一曲千年交响，让我们在自然伟力中感受到什么叫做沧海桑田。（本报记者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