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渎河南岸发掘场景

陶三足盘

陶鸭形壶

陶刻槽盆

陶鬲

3000多年前，据《史记》记载，泰伯、仲雍兄弟从岐山来到江南，建立了“句吴”（音读勾吴）部落，也就是“句吴”古国的前身，对江南进行了最初的开发。不过，对于“泰伯奔吴”的真实性，以及古吴国究竟从何而来，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最近，由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率领团队编纂的《无锡梅里遗址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公布了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考古重大发现，为研究“泰伯奔吴”提供了实物线索。

这类遗址在本地区是首次发现

“泰伯奔吴”的故事为很多人所熟知。《史记》中载有三十世家，泰伯位列“第一世家”。据载，商朝末期，黄帝后裔的古公亶父率部族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定居下来。他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按传统规制，应长子继位，但古公亶父想把首领之位传给三子季历，因季历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

泰伯、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于是两人悄悄离开家乡，来到江南，并建立了自己的部落“句吴”。“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

泰伯最终的落脚地在哪里呢？据东汉《吴越春秋》记载：“泰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唐《史记正义》也有记载：“泰伯居梅里平墟，在无锡东南三十里是也”。许多学者认为泰伯落脚的梅里就是今梅村街道一带，但这个片区考古实证不多，而梅里遗址的发掘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据刘宝山介绍，2018年夏天，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正在推进梅里古镇二期建设工程，清理完伯渎河两岸的建筑垃圾和硬化地表之后，突然发现了大量陶片。新吴区文化文物部门及时联系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专家经现场勘察后认为这里最初应该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居住遗址。2018—2019年，考古队对梅里古镇二期工地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零星分布的商周时期灰坑、灰沟等遗迹陆续发现，确定梅里遗址主要分布在泰伯庙和新友路之间伯渎河两岸区域，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

项目现场负责人、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永军，向记者展示了两年来的考古成果：遗址前后两次发掘面积1630平方米，共清理早期灰坑、灰沟等遗迹10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软陶、夹砂陶和原始瓷片，主要器型有罐、豆、盘、鼎、釜等，主要纹饰有绳纹、梯格纹、弦纹、网格纹、波折纹、云雷纹、叶脉纹、席纹等。从器型和纹饰上看，部分陶片具有明显的马桥文化晚期特征，部分陶片具有湖熟文化特征。遗址时代跨度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具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该类型遗址在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马桥文化、湖熟文化，都属于本地文化，说明本地多种文化在此交流融合。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说明当时中原文化已经影响到江南一带。”李永军说。

遗址发现后，新吴区及梅村街道在遗址上划出500平方米建成梅里遗址博物馆，并在博物馆内保留了200平方米原状保护展示，博物馆于2022年9月开馆。

为“泰伯奔吴”提供了实物线索

关于泰伯是否奔吴，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告诉记者，目前学术界除了《史记》所载“东吴说”之外，还有一些不同观点：

一是西吴说，认为根据当时的道路交通和车马条件，泰伯兄弟走不到这么远，只是到了陕西西部和山西（古虞国）；二是宁镇说（也叫中吴说），认为泰伯所到之地为宁镇地区，因为在镇江丹徒发现了吴国的重要礼器（宜侯簋），被认为是吴王之物；三是假托说，或叫附会说，认为吴国和周并无血缘关系，是吴国在强大后需要正式名分，所以通过“认祖归宗”方式，称自己是“周”的后人。

而刘宝山认为，此次考古发现为“泰伯奔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他列出了一些依据。

首先，遗址的时间、地点和文献记载是吻合的。

《史记》中记载吴泰伯到达地点为“荆蛮”，“荆蛮”到底在哪里没有交代。但从汉代起，多个史料明确了泰伯的居住地，对泰伯的纪念活动也得到政府的认可。

东汉永兴二年（154年），汉桓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建泰伯墓、庙，于梅里、皇山”，糜豹在《泰伯墓碑铭》中详细记述此事。南朝梁刘昭所注《后汉书郡国志》载：“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臣昭以为即宅置庙。”唐代陆广微撰写的地方志《吴地记》又载：“吴筑城于梅里坪墟，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唐代地理学专著《括地志》载：“泰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吴泰伯到达的梅里，应当是今无锡梅村一带；泰伯庙是在泰伯旧宅上修建起来的，旧宅内有井，后人称“泰伯井”；泰伯墓在梅村东侧的东皇山，即今无锡鸿山。

又根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南宋《咸淳毗陵志》等记载，泰伯开通了伯渎河，泰伯庙就在泊渎河边。

“东汉时，政府就在梅里建泰伯庙，说明当时的人就认可泰伯曾居住在这里。此次挖掘的梅里遗址为商周时代，恰巧又位于泰伯庙前，又恰巧分布在传说，中泰伯所开的伯渎河两岸。”刘宝山表示这么多巧合就说明并不是“巧合”。

同时，根据地理湖泊方面的专家考察，遗址所处地貌原为高出周边3米左右的黄土岗地，适合居住。水是不会往高处流的，所以此处开始肯定没有河。遗址对称地分布在河两岸，也说明了伯渎河是一条后来开挖的人工河道，把遗址一分为二。考古人员发现，梅里遗址有一条西周时期的灰沟直接通往伯渎河，那么无论这条灰沟当时的作用是生产生活取水还是排水，都说明伯渎河是在灰沟之前就存在，那就表示西周或者之前就有了伯渎河。

从梅里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一些也为“泰伯奔吴”提供了佐证，比如梅里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陶鬲。

据无锡市吴文化遗址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逯俊宁介绍，陶鬲是周原地区一种颇具特色的炊具，主要用途是用来煮谷物，三个足都是中空的，这种独特的造型是为了在烹煮时扩大受热面积，可以较快地煮熟食物。

2002年，在泰伯的故土陕西岐山也出土了一件陶鬲，与梅里遗址出土的这件陶鬲形制一样。陶鬲是中国北方种植粟谷人群的发明创造，曾广泛存在于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的空间范围之内。专家猜测：陶鬲很有可能是当时泰伯奔吴带来的一种器型，也从侧面印证了泰伯奔吴这一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在梅里地区。

吴泰伯为什么来到江南？

从梅里遗址考古出土文物来看，显示商朝势力范围还没有达到无锡梅里一带。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商还没有控制长江下游片区，比如商时期的大型青铜礼器，江南一带还没有发现。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吴泰伯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并发展壮大。

“泰伯奔吴，‘奔’这个字用得非常准确，泰伯其实是政治避难，‘让天下’是后人的附会。”刘宝山表示以前已有学者提出此观点，同时也有文献佐证。

有关泰伯的史料记载中，成书最早的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在《春秋宫之奇谏假道篇》中记载的是：“（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对于这一段话，南宋朱熹做了注脚：“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意思是说泰伯不依从周太王攻打商朝（翦商）的主张，于是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后立即和仲雍逃到荆蛮。

因为当时周属于商的臣服部落，所以兄弟俩的离开要能够脱离商的控制范围。庄若江告诉记者：“中原以及长江上中游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泰伯并不能落脚，他只能到‘蛮荒’之地，而梅里一带恰恰是没有政治势力控制的‘空白’之地。”

刘宝山表示，从目前长江上游到长江中游出土的商代文物来看，都说明当时该区域都在商的控制之下。长江下游则没有出土证明受商朝势力控制的文物证据，说明商对长江下游鞭长莫及，所以泰伯兄弟来到了江南。

那么“吴”又是从何而来呢？有专家根据考古认为“吴”与“夨”原本是泰伯和仲雍在商代晚期周族活动范围内的封地，大致在今陕西宝鸡吴山地区附近。“夨”为“吳”的简写。泰伯到了江南之后，按照习惯仍“自号句吴”，“句”是江南本地敬语词发音。

虽然江南属于荆蛮之地，但诸侯国还是认可吴国为姬姓之后。

据《左传》襄公十二年载：“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吴王寿梦去世之后，由于路途遥远，鲁国国君按照周礼“临于周庙”，说明鲁国人也承认吴国与鲁国一样为西周姬姓国。黄池之会上，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说明晋国也不得不承认吴国属于周室之长。

“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吴泰伯世家’列于‘第一世家’是有道理的。”刘宝山说。

江南文化也影响到中原地区

从梅里遗址出土文物可看出，夏商时期，中原政治势力虽没有控制江南一带，但南北方文化依然存在着某些交流与影响。

在梅里遗址博物馆陈列有一件陶鸭形壶。“这是马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但是，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一件，而二里头文化的鸭形壶极为罕见，应是从南方流入。”梅里遗址博物馆运营负责人吴悦雯说。

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代表，这也反映出梅里地区在商代以前就与中原有一定的联系，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而对于鸭形壶造型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当时江南水网密布，水鸟众多，此类鸭形壶是在当地先民鸟禽崇拜的意识下发展创造的器型。随着马桥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传播到中原地区，并且对皖西南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生活在古代江南的人，在生活中发现了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因此制造了三足盘。从梅里遗址出土的陶三足盘是马桥文化先民用于盛放食物的器物，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制：矮瓦足、矮圆足或椭圆形足、高足。三足盘在中原地区也有发现，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瓦足三足盘，与马桥文化中的瓦足三足盘基本类同。

梅里遗址博物馆陈列的陶刻槽盆，因为内壁刻方格凹槽而得名。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到商代的遗址中也有很多发现，这也是夏商文化中，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一件器具。江南的陶刻槽盆不仅传到了中原地区，在长江中游也发现有相似器具。

伯渎河沿岸除了梅里遗址，还分布有吴家浜、邱承墩、彭祖墩、浜斗上、松墩河等多处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城址，李永军认为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吴文化发源地之一。

以商周时代遗存为主要内涵的“梅里遗址”所处的年代跨度包括了文献记载中关于“泰伯奔吴”“泰伯居梅里”等事件所处的时间范围之内，也是目前在梅里古镇首次发现该类型遗址。“对包括吴文化研究在内的无锡地域文明探源课题意义重大，是梅里古镇最具核心价值的考古遗址。”刘宝山说。

本报记者 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