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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毕加索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和德国收藏家

来源:   2017-02-16 09:41:00

  

    毕加索

  

    伍德(左)和他的几位“多姆尔”朋友

  1952年,传记作家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在普罗旺斯与毕加索相识,两者交往十余年。理查德森从1980年开始进行毕加索研究,计划撰写一部四卷本的《毕加索传》,目前已完成三卷。

  作为毕加索的朋友,理查德森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包括毕加索的日记、论文,以及毕加索本人对关键事件的评论。同时他还得到了毕加索的遗孀杰奎琳的帮助,并且毕加索工作室也前所未有地对他开放。

  毕加索不情愿参加展览甚至不愿意发表他的作品,那些没机会进入他工作室的人要想了解他的艺术进展就太难了——固然难,但并非没有可能。他从来不参加任何官方沙龙;这种做法变化不大,过去没有这么做,将来也从不这么做。那些想跟上他永不停息、大步流星的进程的人就不得不找到这位艺术家,或者经常去拜访威尔、苏利埃、萨戈(1906年4月以后,当时毕加索卖掉了大部分早期作品)以及狡诈的沃拉尔——狡诈是因为他只给潜在的客户展示他收藏宝库中的一丁点样品,几乎从不给人看最好的作品。自从1905年塞吕里耶展览之后,毕加索在巴黎就不再做任何委托展览,这种态度直到一战结束才改变。其间有些展出未经委托:比如,有位不知名的画商在1905年10月或11月做过一次展览,利奥·斯泰因对此有印象,他被萨戈带领着匆匆忙忙前往观看。1908年12月,威廉·伍德拿了毕加索三张油画参加了一个群展(其中有布拉克、德兰、杜飞、帕斯森、梅青格以及索尼娅·德劳内),地点在他的尚普(Champs)圣母院画廊。形势在1908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坎魏勒成为毕加索的主要画商。在坎魏勒的策划和鼓励下,这位艺术家决计不在巴黎展出(沃拉尔1910年做了蓝色时期作品的展览,他对此无计可施),但他经常会把一些新作挂到墙上或在藏品中待售。然后,在1908年和1914年之间,他安排毕加索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艺术中心展出,还有纽约。

  格特鲁德和利奥·斯泰因公寓的墙,其中包括七件毕加索作品:(顶部)《签马的男孩》(1906年),《饮苦艾酒的人》(1902年),《球上的年轻杂技演员》(1905年);(底部)《蜷缩的女人》(1902年),《有流俗发式的女人》(1902年),《吧台的两个女人》(1902年)。

  格特鲁德和利奥·斯泰因公寓的墙,其中包括七件毕加索作品:(顶部)《签马的男孩》(1906年),《饮苦艾酒的人》(1902年),《球上的年轻杂技演员》(1905年);(底部)《蜷缩的女人》(1902年),《有流俗发式的女人》(1902年),《吧台的两个女人》(1902年)。

  如果毕加索的声誉开始扩散到蒙马特范围之外,与其说应归功于法国收藏家——他们的购买量并不大——倒不如说应归功于1905—1906 年间崭露头角的一小群富有竞争力的、坚持不懈的外国人。威廉·伍德是德国人;谢尔盖·希楚金(Sergei Shchukin)和伊凡·莫罗佐夫(Ivan Morozov)(后来加入)是俄罗斯人;格特鲁德,利奥和迈克尔·斯泰因(Michael Stein)以及他们的朋友埃特(Etta)和克拉利贝尔·考恩(Claribel Cone)是美国人。毕加索是幸运的,因为所有这些人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收藏。如果他们打算买进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会努力去了解他,宣传他,介绍给其他的画家、批评家以及(不太情愿地)其他买家。对毕加索来说,由于他没有跟随马蒂斯和野兽派画家的路子在公共沙龙中出头露面,这种支持是十分关键的。对他作品的传播将出现在这些新收藏家朋友的私人沙龙中。

  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威廉·伍德

  威廉·伍德是一位开明的普鲁士唯美主义者,他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艺术史,之后在1904 年到巴黎定居。尽管为了谋生不得不做一名私人画商,他还是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位宣扬现代德国文学和法国当代艺术信条的传教士。他的家庭富有但极端拘谨(他爷爷是牧师,父亲是一位地方官),由于他放弃法律学习艺术史,他的家庭甚至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普鲁士人的决心和自我约束对他很有用。他因而能够为自己设立一处公寓,在那儿出售自己的“收藏品”。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在“家里”接待画家朋友(除了毕加索外,还有布拉克、杜飞和德劳内),他会把这些人介绍给收藏家和画商。他还是一个德国艺术家和作家群体的组织者,蒙马特的多姆咖啡馆就是他们的总部。他们称自己为“多姆尔”(domiers),指的就是他们热衷的咖啡馆名字“大教堂”(cathedrale)(对应德文Dom 是个双关语)。1905 年,伍德到画廊和旧货店四处搜寻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时发现了苏利埃画廊。他在那里花了10 法郎“买了第一件不知名的艺术家作品”,这幅画就是毕加索1901 年画的《浴盆》(Le Tub)(见插图,原226 页),画的是一个女孩正在克里希大道他的工作室里洗浴。贝尔特·威尔1902 年首次展出这件画之后,她曾不断地向各位客户推销,但都不成功。伍德买了这幅《浴盆》,过了几天就来到了洗衣船,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在一个低矮的小屋里坐满了年轻艺术家,他们来自加布里埃尔(Gabrielle)大街和拉维尼昂(Ravignan)广场。有个人在朗诵魏尔伦诗歌。我坐在中间一张大桌子旁要了一杯红酒。就在这天晚上我才知道,我那幅画的作者名叫毕加索,而他就坐在我的右侧。”在伍德的努力下,他们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定期到洗衣船拜访,很快就买下了《丑角之死》。他又适时购买了毕加索的更多画作;并适时地把它们大部分都卖了出去。战争爆发之际,当他的收藏作为外侨财产被充公的时候,他依然还保有这位艺术家的11 幅重要作品。

    威廉·伍德

  毕加索特别喜欢这位无拘无束的人,这个人有着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并十分乐于接受新的艺术观念。伍德则报之以全情投入。他努力理解立体主义的新语言,自豪自己是毕加索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谨小慎微的普鲁士人的气质——在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神经质的小嘴中永存下来——掩饰了他对原始主义或直觉主义艺术的尼采般的激情:乔托、毕加索、亨利·卢梭。毕加索曾经用左轮手枪吓跑一位令人厌烦的德国年轻人;从这个角度看,他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改变。

  伍德在另一个方面也不是循规蹈矩的:他是个同性恋,但他坚定地远离那种有损声誉的王尔德式恋情的漫长阴影,他过的是公开的同性恋生活,正如其他的几个“多姆尔”朋友,特别是威格尔斯。正是他介绍威格尔斯认识了毕加索。即使1908 年索尼娅·特克(Sonia Terck)(后来成为德劳内的妻子)劝说威利(Willy)娶她的时候(这桩婚姻并未成功)——这样她才可以摆脱富有的普鲁士家庭,伍德依然坚持他钟爱的英俊男管家(康斯坦特)要继续留在这个家里。格特鲁德·斯泰因对伍德的做派感到好笑:他会在她的周六晚宴上出现,“身边陪着一位身材高挑、金色头发的英俊年轻男子,走路鞋跟啪嗒直响,然后鞠躬,肃穆地站立一边。他们在人群的背景中尤其引人注目。”有一天晚上在斯坦因家里,当时有人带了一位吉他手,毕加索“跳了一个水平不怎么样的南部西班牙舞蹈”,利奥· 斯坦因模仿他的老朋友伊莎多拉· 邓肯跳了她的“死亡之舞”。

  后来格特鲁德·斯泰因就开始指控伍德了——错误地——说他是德国人的“高级间谍”。“看门人的搬弄是非,”坎魏勒厌恶地说。对他来说,伍德总是代表着最完美的德国精神。对毕加索来说,伍德代表了某种十分不同的东西:他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忠诚的追随者(与同性恋丝毫无关),这种追随者能够为艺术家的贪婪自我提供所渴望得到的崇拜和支持性的洞察力。1914 年战争爆发之际,毕加索的德国关系让他陷入困境。那些爱国的痛恨艺术者误认为立体主义是“德国佬”的表现。战争结束后伍德重回巴黎做艺术生意,毕加索对此一点也不高兴:因为这次伍德的对象不是立体主义而是原始主义——邦波瓦(Bombois),包尚(Bauchant)以及他的厨师,塞拉菲娜(Seraphine)——这些人在亨利·卢梭成功之际也大受其益。1928 年他甚至更不高兴,当时伍德出版了一本夸夸其谈的书《毕加索和法国传统》(Picasso et latradition Francaise),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位艺术家是德国和哥特精神的化身。伍德的这种所谓的奉承,毕加索为此付出了无法偿付的巨大代价。毕加索从此再也不和他见面。后来伍德写了另一本书,《从俾斯麦到毕加索》(From Bismarck to Picasso)。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令希特勒大为恼火,以至于剥夺了他的国籍。

    毕加索:《伍德肖像》

  靠着一大笔财富来接纳现代主义的俄罗斯商人

  除了伍德鼓动起来的德国支持者(还有后来坎魏勒),毕加索还获得了其他支持者,比如通过希楚金(Shchukin)吸引了一位俄罗斯人的支持,通过斯泰因吸引了一位美国人的支持。在晚年回首这段早期生活的时候,毕加索说,尽管他生命中的大多数诗人和女孩都是法国人,但保障他生存下来的多数人却来自其他国家。俄罗斯人是最慷慨的赞助者。在1914 年之前,毕加索早期作品(以及马蒂斯作品)最大的收藏地是在莫斯科,这主要是靠了两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莫罗佐夫(Morozovs)和希楚金,这俩人都以开明和自由而自豪——自诩为知识分子而非权贵阶层。

  最有天赋和洞察力的俄罗斯收藏家是谢尔盖·希楚金。他有兄弟6 个,每个都是狂热的收藏家,但其中最狂热的还是这位腼腆、貌不惊人的谢尔盖。谢尔盖卓越的商业头脑使他受到父亲— 一位纺织品巨头—的特别钟爱,为此父亲送给他一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精美的18 世纪豪华宅邸,原属于特鲁别茨科伊家族( Trubetskoy)。希楚金或者他父亲最初在这座宅邸墙上悬挂的都是阴郁的现实主义画作,作者是那些所谓的巡回展览画派的成员。然而到了1898 年,40 岁出头的时候,他突然对此心生厌倦;让他妻子沮丧的是,他开始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画作替换这些作品。

  希楚金鄙视顾问,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双眼,他的眼光让他能够永不失败地跟上现代艺术持续不断的发展。当他在1906 年造访独立沙龙的时候,他就凭直觉对马蒂斯野兽主义绘画的表现力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请沃拉尔介绍他认识这位艺术家,他不仅购买还委托创作了很多马蒂斯的早期杰作。“精明、敏感、严肃”,马蒂斯如此描述这位有着显著鞑靼人特征的精力充沛的腼腆男子,他最终购买了他的37 件最具挑战性的作品。希楚金对现代主义的突然接纳是靠着一大笔好坏兼有的财富来支撑的。就在1905 年革命期间,他凭着一种预感——形势将很快受到控制——垄断了纺织品市场,为此赚了一笔大钱。从此以后,他就把大批资金转移到俄罗斯之外,用于支持大规模的收购活动。

  然而报应很快就来到了。他和妻子以及家人(其中有一个儿子,格里格里,自幼耳聋)到埃及进行了一次观光旅行,回来之后没几个月,希楚金就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打击—当时正是1905年革命之际,莫斯科大街上发生了哥萨克人的抢劫、警察暴力和骚乱,他的小儿子在这个时候失踪了。希楚金的妻子1907 年突然去世,然后他的聋哑儿子和一个兄弟不久双双自杀。由此看来,他之所以收藏德兰和毕加索的“死亡象征”(memento mori)作品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现代艺术是一种精神发泄。对于这位托尔斯泰式的苦行者和坚定的无神论者,收藏成为一种使命。

  希楚金据说是在1908 年被马蒂斯带着去看毕加索的。这个说法的唯一来源是费尔南多·奥利维耶;但在某些方面她是错误的:

  有一天,马蒂斯带来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重要收藏家来看(毕加索)。楚金(Chukin)(原文如此)是一位俄国犹太人(原文如此),很有钱,热爱现代艺术。他个子不高,面色苍白像生病了一样,大大的脑袋就像戴了猪头面具。他讲话结巴得很厉害,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让他十分尴尬,让他看上去更可怜了。毕加索的技巧对这位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启示。他买了两幅油画,支付了当时看上去十分高的价格—其中之一是那幅漂亮的《持扇的女人》,从此他成为一名忠实的客户。

  《持扇的女人》署名日期是1909 年,所以如果费尔南多说的“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幅毕加索作品”是对的话,希楚金在那年之前不可能见过毕加索。然而,我们发现有一幅怪异的漫画(上面的题字是“希楚金先生莫斯科”),长着猪的长鼻子和大耳朵,就像费尔南多描述的那样。泽沃斯(Zervos)认为这幅画是在1905 年,但更可能是在1906 年春天所作的。对于毕加索和希楚金在1908年之前认识,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提供了更多的可靠证据。她讲述了这位俄国人在毕加索画室看了《亚维农少女》之后(似乎是在1907 年)是如何前来拜访她的:“他几乎流着泪说,这是怎样失败的法国艺术。”这段话表明,即使在还没有收藏毕加索的作品之前,希楚金就已经很了解毕加索了。由于他前往巴黎到德鲁特(Druet)画廊以及到第三届独立沙龙(1906 年3 月20 日—4月30 日)看马蒂斯的展览,希楚金很可能在这次访问途中就见过了毕加索;他也有可能在沃拉尔从毕加索手中买到之前就已经见过了这些画。没有购买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这幅恶毒的漫画。然而,希楚金自诩熟悉这位艺术家创作的最新发展态势,因而他有可能在1906—1907 年间就已经买到了一些早期作品如《姐妹》(1903 年)、《老犹太人》(1904 年),以及《男孩和狗》(1905 年),而不是等到后来兴趣转到立体主义的时候。俄国批评家穆拉托夫(Muratov)在1908 年写的关于希楚金收藏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毕加索作品,但这并不能排除它们存在。希楚金最初的爱好是马蒂斯;他的“大罗斯沙龙”(grand salon rose)就是奉献给这位艺术家的。他的毕加索画作被一幅幅叠起来,一并塞到一个空间狭窄的房间内,雅科夫· 图仁霍德(Yakov Tugendhold)称之为“毕加索房间”。依照希楚金的看法,“马蒂斯应当为宫殿绘制壁画,而毕加索应该为大教堂绘制壁画。”

  尽管对《亚维农少女》评价甚低,希楚金并不费力地克服了最初的反感态度,并逐步适应毕加索革命性的新观念。作品形象的严酷和暴虐和他的生命的严酷和暴虐相互映衬。正如他曾经囤积棉花,他很快就开始囤积这位艺术家前后各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但不包括后来被称为“封闭的立体主义”作品(1910—1911 年)。希楚金会在颜料变干之前就从坎魏勒购买到画作并运送到莫斯科。只有这位艺术家画室或者坎魏勒画廊的常客才可能有机会在巴黎看到这些作品;而在莫斯科,它们却对任何人开放。

  从1909 年开始,希楚金在每个星期日早上向公众开放特鲁别茨科伊宅邸。年轻的俄罗斯艺术家,比如马列维奇(Malevich),塔特林,拉里奥诺夫(Larionov)以及贡查洛娃(Gontcharova),他们就像法国的年轻艺术家一样对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最新画作极为熟悉。于是,对蓝色时期、玫瑰时期以及立体主义时期作品,在莫斯科传播的程度和在巴黎的传播几乎没什么不同。1918 年当苏维埃政府征收特鲁别茨科伊宅邸及其收藏品的时候,其中就包括了55 件毕加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杰作。开始的时候,希楚金被安排做这里的管理者。他曾经接待的外国参观者有两位法国代表。其中一位是马里奥·穆岱(Mario Moutet),他评论了这个讽刺性的过程:“我们的资产阶级让这些珍宝流走了……而你们的资产阶级收藏了它们,却又因为它们而受到迫害。”卢那察尔斯基(Lunarcharsky)对他提供了保护,托洛斯基(Trotsky)的态度也显而易见(毕加索是他特别喜欢的现代画家)。尽管如此,希楚金很快就决定逃往西方,在那儿他的存款足够让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钢琴家)过上舒适的生活,他甚至偶尔还买过杜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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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