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网文化 > 书画鉴赏 > 正文

0

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浅谈徐州考古工作的多种价值

来源:   作者:陈岩 刘须明   2012-09-24 17:44:00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汉家文化有着浓郁的先楚因子,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楚人,汉朝的开国元勋们,除张良外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引“故楚南公”语),当这些威猛无比的楚国子弟们用血肉之躯推翻暴秦统治时,也就是决定了:他们要将故国乡里的一切文化传播到长江天堑的另一边,传遍汉家帝国的大江南北。于是,楚声、楚歌、楚辞、楚服、楚制、楚舞、楚俗以及楚地哲学与艺术都随着江东子弟的攻城野战、夺取天下而在华夏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物消长的枢纽。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徐州“汉代三绝”,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

  一、 徐州考古成果回顾

  在分析徐州考古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物的价值以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徐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72年开山采石发现位于徐州市西北8公里九里区拾屯镇的小龟山汉墓。小龟山亦谐音小孤山。一崖洞墓(编为一号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甚多。具有时代性的有连弧纹星云镜、蟠螭纹镜及西汉早期有五铢钱,特别是几件有铭文的铜器,更有价值。经考古学家证实,小龟山汉墓是西汉楚王第六代襄王刘注的陵墓。

  1980年,在位于徐州市西郊两公里处的卧牛山东北麓发现了汉墓,为一大型崖洞墓。

  1982年10月石灰厂采石时发现一座大型汉墓,该墓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故称东洞山汉墓。

  20世纪80年代中叶,徐州北郊北洞山发现汉墓,在抢救性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发现许多扑朔迷离、令人百思不解的谜团。

  1992年5月在徐州市的西郊韩山发现了徐州竖穴洞室墓。

  1995年,在徐州狮子山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楚王陵,被评为“九五中国十大考占发现之首”,并与其它7座楚王墓的发掘一起荣获“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为当时中国出土的玉衣中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佳的。

  2002年7月,在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北侧、羊鬼山的东北下坡处,发现一批高约40厘米的楚王陵陪葬陶俑。考古专家认为,从出土汉俑及地点分析,极有可能是楚王后的陪葬俑。

  2003年5月,考古专家在江苏省徐州市西南郊杏山子村发现5座1900年前的家族墓葬,分别属于唐、东汉两个朝代。

  2003年8月,徐州一工地上发现一古墓,并伴随带有精美图案的长条石出土。经考古专家考证,该墓为东汉时期砖石混合式夫妻合葬墓,精美的长条石为珍贵的汉画像石。

  2005年3月,位于徐州西郊韩山山顶的古墓被盗,在盗洞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3号墓,墓主疑是楚王近属。

  2005年4月,在1992年发掘初的徐州市西郊韩山汉代竖穴洞室墓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该市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西汉早期画像石,同时还出土了部分陶俑和玉片。从而将汉画像石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徐州发掘出的最早汉画像石为西汉中晚期的作品。

  此外,分布在徐州各地还有楚王山汉墓、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 、小龟山汉墓等。

  二、 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其价值

  (一)、考古价值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1、 对于时代背景的考据价值,包括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同时也可以为考古学的具体事件、年代提供若干佐证。

  考古学家蒋赞初在其论文集通过对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工作的详细说明指出:如果不通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艰苦操作过程,也就不可能弄清历史的真相,稍有疏忽就会遗留下很难弥补的缺憾,这一点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考古工作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的意义。张道一先生在为《徐州汉画像石》一书所作的序中也表现了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在徐州考古挖掘后的出土文物上所体现出的历史考据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例子中看出来:

  汉画像石是徐州出土文物中非常珍贵的。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佚名的画家或雕刻家在石材上的艺术创作,它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有作贴面的画像石、有表面被涂抹的画像石、有墨线(或朱绘)勾画的画像石、有刻画结合的画像石,“还有若干汉画像石的下部存有隶书文字,标明在墓葬中的位置”。

  因为汉画像石上有很多画面,而这些画面通常是汉代的画家或雕刻家对当时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真实反映,或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的基础,因此历史学家可以从汉画像石上看到统治阶级当时怎样生活,劳动者怎样生产,主仆之间尊卑贵贱等等社会情况。

  还有一个例子是对缪宇这个历史人物身份的考查。《战国秦汉考古》(第127页)对徐州邳县缪宇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该墓的墓志,曰:“故彭城相形长史事吕长缪宇字叔异……”在这之前,通常认为缪宇是当时的彭城相,而这个墓志的出土则说明,缪宇生前为吕县的县长,代理彭城相的长史。而之前认为缪宇是彭城相是错误的。

  再比如对徐州出土文物――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的考查,可以推测出汉代及之前古代中国对外交流、通商贸易等史实的情况。

  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被列为“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尤为特别的是从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比较罕见,这在考古工作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史上汉代的情况的考据。考古报告称:“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有二个,其图像大致相同,描写一熊一虎爬在一匹马身上撕咬,虎咬着马颈,而马垂死挣扎,前两腿跪着,后半身扭转向上,被熊按着与咬着,金带扣图案的上、右、下三边分别又刻八个鹰头形象。”

  其他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时常有动物互相撕咬、搏斗的主题与后半躯转向上的图案。这种艺术形式,考古学与美术史上均称之为动物意匠(animalstyle)的艺术,或者称为动物风格、动物纹饰。“所谓动物意匠,原本是称谓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风的意匠的‘Animal Style’一词的译语。斯基泰(Stythen),为希腊人称呼古代生存于欧亚草原间的游牧民族,波斯人称之为Sake(萨迦人),中国则称其亚洲阿尔泰地区的一支为‘塞族人’(‘塞人’)”。

  根据历史学的现有考证,斯基泰民族与中国最早接触可推测到公元前一千年殷商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常借用外族的力量,同时这种活动也伴随着物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据历史地理学考证,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斯基泰民族的故土可能在天山两侧直到中亚吉尔斯内巴勒喀什湖一带。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便转移到黑海北部一带,到了公元前七世纪是斯基泰人曾在巴比伦、希腊与中国任佣兵,为东西的货物交流之主要中间者。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在甘肃一带也曾发现其踪迹),所以由此可以推断斯基泰人在很早的古代,就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综上所有条件大致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汉代的文化已经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必定来源于当时与外来民族的合作或以贸易等形式进行的交流活动。又因为二十世纪中期,在中亚巴泽雷克的斯基泰墓中出土了一些艺术品,其中包括战国时代的中国铜镜和丝绸,由此可知阿尔泰地区的民族,与当时的中国文明有往来。而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长袍钮扣、带扣、金属带片等,“按照这些艺术品用途,及其艺术题材的风格,它们是与斯基泰部落的和南西伯利亚与中亚细亚部落的同类制品,有着渊源关系”。

  2、 生产工艺背景:使用的工具、从事的生产方式

  徐州子房山一座两汉早期墓中出土一件锛,是利用“铸铁脱碳成钢”这种工艺形成的。所谓“铸铁脱碳成钢”,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是“以碳的氧化为主,不析出石墨而形成的钢铁复合键和钢件”。因此,出土的这件锛,表明汉代冶铁技术和金属加工工艺已达到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成熟阶段。几种炼钢工艺大大提高汉代铁器的质量。“现代炼钢需要1500‘C以上的高温,还要有相应的耐火材料,汉代尚不能达到这样的条例,这几种工艺是取得钢材和钢件的有效手段。”

  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在古代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关于我国瓷器的起源虽然还是有争议,但通过考古发现,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四件青瓷瓿,说明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青瓷器。“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4件青瓷瓿,“灰白色胎,施青釉和黄绿色釉,胎体质地细腻,火候高,叩之有金属声,伴出的有秦半两钱,汉初半两钱及榆荚半两钱。其时代不会晚于西汉时期。” 结合以前的考古成果,考古学界可以认为,战国时期原始瓷器的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到西汉早期已出现真正的瓷器,至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期以后瓷器的发现无论从数量或分布范围,都说明瓷器生产已经较为成熟。

  徐州汉画像石也能说明当时汉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 画像石原型以中小型居多,墓主人没有显赫的地位和身份。“牛耕图”、“纺织图”反映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是非常可贵的。

  3、 古代精神文化背景

  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应该是指能够使我们改变对一种文化的认识的发现, 或者说这个发现能使我们改变对一个时代的认识。

  (1)古代社会政治

  首先,汉画像石中常见有车骑出行图,一辆辆轺车高撑华盖,前有导骑,后有护从,列队行进。从画像上马的姿势来看,其行进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这是汉代贵族阶层出行场面的真实写照。据文献记载, 汉代官宦之家都有大量的马匹。汉代官僚、贵族以乘车出行为时尚。

  此外,汉画像石体现了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而这种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是与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民间的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桓宽《盐铁论散不足》里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爱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王符《潜夫论浮奢篇》也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檽梓梗楠,粮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奢上潜。”这种风气,也与汉代的选拔官吏的制度有关,这就是所谓的“举孝廉”,也就是说,只有孝顺的人才配被人推举做官。

  (2) 汉代文化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认识到考古对人类文明、古代的文化的重要考证价值,这种学术上的认识大致开始于上个世纪中叶。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讨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热潮,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如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文明的起源》,柯恩、塞维斯主编《国家的起源》,克烈逊、斯卡尔尼主编了《早期国家》等,都代表了这一趋势。

  考古对于古代文化的价值在精神层面体现在古代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少宗教研究都意识到考古对于宗教学研究的意义。比如,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学者杨淑荣在为《中国原石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写的前言里认为,考古发现对研究宗教的本质、起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和移存物是中国原始先民的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活动的产物,只有借助人类文化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揭示其所蕴藏的宗教意义。

  正如下文在对汉画像石图案所反映出的汉代“舞乐之风”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鼓舞祀神风俗之下,汉画像石中的建鼓舞除娱乐功能外,也应有祭祀亡灵的含义。其具体价值将后文分析。

  (二)、艺术价值

  1、 对艺术史考证的价值

  正如孙长初先生在其著作中所注意到的,温克尔曼被西方学者称为“考古学之父”,他在《古代艺术史》一书中就谈到了考古发掘资料对编写艺术发展史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合理的艺术史的目的应该重新回到艺术的起源,跟随着艺术的发展和变化到达艺术的完美阶段并且记录其衰落直至它们的消亡。一部按照这些原则构想出来的艺术史应该使人们知道各个民族、时期和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和多样特性:艺术史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研究留存给我们的古代文化遗迹建立起几本的艺术史实。”

  2、 研究汉代各种艺术的特点及其价值

  对于艺术类型的划分,我们这里姑且将它们局限在传统美学所研究的纯艺术的领域。“1世纪末到20世纪初,艺术的领域拓展了,它超出了传统美学所研究的纯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范围,吸纳了各种各样的工业文明产品,这些产品把技术活动、交际活动和其他活动同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结合在一起。”可见,传统的艺术领域指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这里我们就以以下几个门类的艺术加以说明:

  (1) 舞蹈艺术

  在汉画像石上有不少汉代舞蹈的图像,说明汉代“舞乐之风”的兴盛。也反映了汉代舞蹈艺术的成就,追根溯源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的舞乐之风谈起。考古资料已经证实,徐州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属于楚国的管辖范围,因此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可以看出楚文化的风俗在汉代的延续及其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楚地舞乐之风盛行。《楚辞.九歌》王逸注曰:“《昔辞.九歌》王逸注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招魂》曰:“陈钟按鼓,造新歌兮……,二八齐容,起郑舞兮,衽若交竽,抚案下兮,竽瑟狂会,祯鸣鼓兮……。”楚人每逢佳节庆典,从城市到乡村,乐舞竞作,气氛热烈。

  这种民俗文化一直延续到了汉代。

  楚舞在楚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鼓舞是其中一种。所谓“建鼓舞”,常常是在表演者中间置一建鼓,建鼓两侧各有一人执桴击鼓,且鼓且舞。如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一幅建鼓舞图,画面左部置一建鼓,鼓旁置一酒樽,樽上搁一勺,建鼓两侧各有一人且鼓且舞。右刻三人,二人吹排箫摇鼗鼓,一人奏管乐。建鼓舞画像在楚画中已有。

  在徐州以及其他几个楚文化聚集地,如南阳、安徽、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

  石上有不少建鼓舞图像,这说明建鼓舞在汉代是比较流行的。当年楚国的建鼓舞具有明显的祭祀功用,在鼓舞祀神风俗之下,汉画像石中的建鼓舞除娱乐功能外,也应有祭祀亡灵的含义。从徐州汉画中的升仙图像可以看出汉代升仙的神仙思想在当时颇为流行。汉代人继承了楚文化中的升仙因素,同时由于谶纬迷信思想和道家学说中神仙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升仙更加迷恋。

  楚国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升仙的记载。屈原在幻想超脱尘世,灵魂升天时就把龙作为所乘之物:“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囿。”(《楚辞选注》)。《楚辞 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而容与”之句,把鹿作为升仙乘驾的神物。这说明,浪漫的楚人是很善于幻想的,对升仙确信不疑。各类楚画中亦不乏升仙的题材。

  (2) 绘画艺术

  将碑石或器物上的凹凸的图文用纸锤拓下来,是人们使用已久的一种特殊的印刷方法。汉画像石基本以平面造型为主。也就是说,它是在平面的石料上刻线,或者增加一些别的处理方法,“如减地、剁纹、凿点” 等, 也有一种刻得较深,把形象的结构边缘处修圆,因此产生有写实意味的立体感。因此,将画像石俑指墨锤拓下来的画面,其艺术的趣味已不同于原来的石头,它包含了拓工的损益,和后人的再创造,可以令人感受到版画艺术的美。

  (3) 雕塑艺术

  徐州是经考古工作证实的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地之一,在1984年底在该市东郊的狮子山西麓出土了西安秦兵马俑以外国内罕见的大批兵马俑,体现了汉代兵马俑制作工艺的不俗水平,也体现了徐州考古文物在雕塑艺术上的价值。徐州兵马俑的刻画重在传神,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千人千面,没有一个雷同的。比如,官吏俑大多五官清秀,双目平视,神态安详,姿态庄重;警卫俑面部表情机警;甲胄俑的刻画则以寥寥数笔,勾勒出伟岸的身躯和雄健的风骨。

  (4) 建筑艺术

  对墓葬的挖掘,可以让建筑学家看到规划营造的特点,别致的建筑细部,如斗拱、栏杆、抬础、石基等,都揭示得清清楚楚。

  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里也能反映出汉代墓葬的建筑艺术并由此反映汉人造墓的一些观念。比如有学者在其论文《对几幅徐州地区“汉代建筑画像石”的重新释读》中认为从汉代画像石墓的画像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表现神仙天界的画像大多安排在墓室的顶部或四壁上部 (包括上横额)。描写墓主人世生活的画面则安排在墓室四壁的中部。表现历史故事的画面或安排在生活场景之下,或穿插在生活场景之中。前室是墓主男性的外部活动世界,重现墓主的政务、交际、出行等活动。中室(无中室者亦安排在前室一部分)是庄园中的庭堂部分,表现日常享乐的宴饮百戏,以及财产田地等内容安排在这里。后室象征墓主的内寝及后园,表现寝卧、宴饮等家室活动。中小型的画像石墓往往不在后室刻画图像”,“对比自西汉晚期兴起的汉代彩绘壁画墓中各种内容壁画的分布情况,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作者并且认为“画像石墓中的分布规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偶合,而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在含义。实际上,它反映出汉代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汉代人们企图在墓室中重现天地宇宙与人生模式的体现。

  3、 徐州民间工艺对汉代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拿徐州民间工艺对汉画像石的继承和发展来说,徐州汉画像石中“重世俗”的特色表现尤为突出,它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些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性印象。现在的徐州民间工艺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传统艺术——剪纸,就是一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正创作,它因为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而有一种感人的生命力。徐州市及周边地区至今仍有一些剪纸艺人,其作品闻名全国。

  徐州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前期多阴线刻,凹面刻,构图简单,线条粗犷;后期发展起浅浮雕、减地平面线刻等多种技法。当代民间艺术“泥模”雕刻技法与汉画像石前期极为相似,线条简洁豪放,粗犷有力。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阴柔阳刚体现了中国传统美的基本要素。构图匀整,充满活力和生活情趣,反映了雕刻技法的应用已较为娴熟。“泥模”本身就是一种民间艺术品,它又与风俗人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形式、用途都与当地民俗活动、民俗风情紧密联系并发展变化着。一般“泥模”造型夸张、生动,风格粗犷、朴实、简练,并富有雅拙的美感,而且有着鲜明的民间和地方特色。

  (三)、美学价值

  1、 体现两汉时期的审美价值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很早就指出,“美是价值”。凌继尧先生在他的著作《美学十五讲》里对审美价值论作过详细的解释。他写道:“美作为价值,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物的自然属性和外部形式;第二个层次是事物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这种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由事物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决定。”他举例说道,魏晋人以纤瘦为美,这从他们的壁画和雕塑中可以看出。那是因为魏晋时期政治混乱,生灵涂炭,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叹喟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文人逃避现实,崇尚玄淡之风,因此魏晋的壁画和雕塑表现出的是长脸细颈、瘦削病弱的身躯和飘然欲仙的风度。而这种审美观是魏晋社会生活的产物。

  徐州的古墓里有刚劲有力的擎天柱,古物则有丰富的空间变化,和看似粗糙随意却能看出纹路变化的雕刻,这一切都现实了汉代宏伟博大,天然质朴的神韵。

  2、 激起人对汉代社会的想象和联想

  徐州的汉代古墓,使我们仿佛置身在很久以前的汉代,想从一个柱子、一扇门、一个陶俑身上体会到如同置身古代的情景。看着汉画像石上的图像,仿佛切实地来到了汉代的街道上,汉画像石呈现的是一个人间的现实社会:有浩浩荡荡的车骑出行,主客会见的礼仪,宴会和娱乐的场面,狩猎的情景,农田的耕作,纺织的作坊,还有对饮者、舞蹈者、奏乐者、比武者……。一些汉画像石上有一些奇异的图案,比如伏羲和女娲,东王公和西王母、飞舞的羽人等。这都激发我们的想象,从而体验到天马行空的境界。而想象活动就是形成美感的心理因素之一。

  “美感作为审美主体对什么客体的感受,是一系列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综合运动。他们包括知觉、表象、情感、想象、通感、理解等。”文艺欣赏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一千个人观看徐州的出土文物,就有一千种奇妙的想象,从而构想出对汉代风情、街景、劳作、生活的丰富画面。

  3、 器物中的生命意蕴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易经》把天人合一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也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徐州文物里,在画像石的图案上,建筑形式的建制上,浩浩荡荡的兵马俑上,天人合一的理想无处不在,这是对生命意蕴的本质理解。

  4、 有限与无限――辨证的美

  从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可以看出,汉画像石刻工粗糙,构图并不复杂,“粗”与“简”构成其主要特色。艺术的局限与无限,是创作过程中时时表现出来的一对矛盾,“粗”与“简”看似汉代画像石艺术的一面之短,而实际上这种古、朴、拙正是汉代雕刻艺术的独特之处。如果从这些画像石中深入探讨,从它的立意到形式处理,便不难找到非常具体的艺术传统之所在。

  李泽厚先生总结汉代的美学观念时认为,汉代的美学是“无美无丑”的玄同境界,也就是说不斤斤计较美丑,不非常讲究细节,而超越对局部美丑的考虑,从而达到一种极至的美,换言之,是一种大气的不拘小节但具有完整性的美。

  “明清看背景,先秦看西安,两汉看徐州”。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徐州的考古工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徐州出土的文物是艺术考古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宝藏。让我们穿越时空,凝视汉代的深厚文化,尽情享受其中独特的美学意蕴。(作者:陈岩 刘须明)

标签:

责任编辑:高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