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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件文物“吟诵”中华文明史诗
2019-01-11 09:05:00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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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国宝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永不磨灭的“金色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让文物说话”,简单的一句话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大博物馆陆续策划出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展览,一大批国宝文物走出库房,和普通大众亲切见面。电视、网络媒体也陆续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国家宝藏》等节目,以新颖的形式,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欣赏国宝、品味文明的热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

  本书以中国各大博物院馆的馆藏国宝为对象,以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依据,讲述国宝本身的故事,揭示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翻开本书,一部由文物串起的中华文明史诗画卷便就此展开。从最早的元谋人,到郧县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人类遗址被发现,文明之光如同繁星,光辉璀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头盖骨化石、打磨石器、陶罐,无声地诉说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年前乃至上百万年前的往事。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曙光早已普照在东方大地,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遍布大江南北,黄河、长江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一件件出土文物,无论是石器、陶器,还是玉器、青铜器,都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用途,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向人们揭示着中华文明演进的历程。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后母戊鼎、妇好鸮尊、青铜神树、四羊方尊、天亡簋、毛公鼎……一件件被世人追捧的青铜重器,将中华文明带到了青铜时代。青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考古发掘都会带来让世人惊艳的丰硕成果,大量文物的出土,不断地丰富着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片段。

  秦始皇兵马俑横空出世,睡虎地秦简揭开了秦代律法的神秘面纱,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雷台汉墓……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横扫中华大地的秦汉大一统狂飙。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对峙和分裂背后,隐藏的却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壮阔波澜,朱然墓的发掘、邓县画像砖的出土、高洋墓的壁画、李贤墓的鎏金银壶以及王羲之、顾恺之的传世名作,让人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认识更为直观,尤其是这一时期对于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成绩显著,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李静训墓的珍宝、虞弘墓的异域风情让人们领略了隋代虽然短暂却灿烂的文明之光。大唐的雄风和文明的进程则被《步辇图》、唐三彩、何家村窖藏、法门寺珍宝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五代短短的半个世纪,也有让人惊艳的《韩熙载夜宴图》。而两宋、辽、金、西夏、大理这一系列朝代和地方政权,虽然南北东西分裂对峙,却掩盖不住这一历史时期光辉璀璨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就。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异彩纷呈的绘画和书法艺术、辽金的民族文物、西夏文的典籍、大理的阿嵯耶观音像,无不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特色。

  元、明、清的大一统,一方面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格局,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促进着大一统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大量的传世文物、国家宝藏,承载着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明特征。元青花和明清两代色彩缤纷的彩瓷,无不在告诉人们中国瓷器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世界其他民族的生活;大量的书画作品和流派向人们诉说着元明清的艺术传奇;一件件瑰丽的文物、一幅幅多彩的画卷、一卷卷精美的图书……让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最亲密的接触。

  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史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文明奇迹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罕见的。

  中华文明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和”,和谐,和平。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第二个特性是包容。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较早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草原文明等。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第三个特性是开放,不故步自封。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化。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的继续延伸,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海外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所在。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有如此特质,中国的传世文物又承载着不朽而光辉的中华文明,“让文物说话”方成为时代潮流。

  (摘编自《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一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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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宛璐 易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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