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型金饰片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实习生 陈妹楠

时隔35年，成都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上新”，6座祭祀坑的发掘被网友戏称为“拆盲盒”。截至目前，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张爱萍将军给三星堆的题词，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面具等文物使得神秘、浪漫而又瑰丽的古蜀文明一度震惊世界。虽然此次考古成果还有待于发掘完成后对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但是琳琅满目的文物已经吸引了海内外目光。它们既自成一体又与其他地域文明有紧密联系，力证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张金面具后，

古蜀人身影若隐若现

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最先引起公众关注的要数5号坑内的半张金面具，是目前已知全国最大金面具残件。

金面具原与象牙等物件重叠在一起，皱得厉害，当它被送进实验室清理干净并展开后，考古人员才发现这是半张抛光得非常漂亮的金面具。有着三角鼻梁、方形的面部、宽大的耳朵和镂空的大眼，其重量约280克，若完整肯定会超过500克。根据测量，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厚度很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目前，该文物正在进行初步修复。

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了多个金面具和青铜面具，它们硕大的耳朵、前凸的眼睛、咧到耳根的大嘴被戏称为“外星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表明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则表明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个性。

有趣的是，三星堆一些文物的奇特造型，与传说时代的说法相吻合，例如李白《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的开国之王蚕丛在《史记》中被记载为“纵目”，这与青铜面具眼睛凸出的特征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认为，这种双目凸出的形象就源自蚕丛，而另一件著名的金杖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使用錾刻技术做成的黄金制品，上面刻画着精美的图案，鸟驮着一支箭，箭头射到鱼身上，而鸟的钩喙、蹼脚就是水禽凫的形象，这是不是指向一代古蜀王鱼凫呢？

考古学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古蜀人来自哪里？这是一个目前无解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三星堆”居民来自岷江上游，是沿江而来的羌人，有的认为是原本住在重庆、长江三峡的巴人，有的说他们是世居山东、苏北的东夷人，还有的认为他们原本是失国的夏朝人，因为战争西迁入蜀，甚至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人是古彝人的后代，也许此次考古能为古蜀人之谜提供新的线索。

同样神秘的是如此繁荣的“三星堆”文明为何突然消失？是被敌人消灭还是遇到了自然灾害？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他曾跟发掘工作人员确认过，当地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没有淤土。他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之后，它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的金沙遗址，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是连带、紧密衔接的，有一个衰落、然后兴起的过程。

这里的青铜器，

能否代表商代最高水平

在3号坑内，考古人员提取了一座青铜尊，它高度达70多厘米，是迄今为止在三星堆出土最大的青铜尊。目前，文保专家正在对其进行浮土清理工作，青铜尊的真容渐渐显露。

三星堆的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2.6米的青铜人像大立人为世界最大，它头戴高冠，身穿华丽长袍，双手在胸前呈半握状；高达近4米的青铜大神树是世界单件青铜文物体量之最，想象之瑰丽令人赞叹。与此同时，此次出土的3号青铜神树已初步完成了其中三根主树干的预拼接复原。整棵神树大体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单树枝，第二层为双树枝，第三层树干顶部站立着人首鸟身像。修复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在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此前有网友认为，三星堆文明的时间最早为距今4800年，比夏朝还要早几百年，可以算得上中华文明的“老祖宗”。对此高大伦表示，4800年前是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地层年代，只能说明当时有人类在此活动，不代表当时就已能够制造青铜器。事实上，三星堆居民制造青铜器的历史不会早于商代中晚期。

那么，三星堆能代表商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吗？目前看来证据尚显不足。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古蜀文明没有发现文字，虽然在青铜器上发现了刻划符号，但是目前还无法证明它们就是文字。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表示，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有诸多门槛，城市、宗教、冶炼技术，三星堆都有了，就缺文字。与之相比，殷墟甲骨文的字数已超过5000个，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

对于青铜器，高大伦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和罍，它们都是中原文明的典型器物，而且它的工艺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湖南、湖北同时期青铜器相比，精美程度也要弱一些。此外，三星堆第二、三期的典型陶器包括盉、小平底罐和豆，这与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相同，因此他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受夏商文明的强烈影响。

那么，三星堆的青铜器原料又是从何而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谭晓钟表示，商代中原王朝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制作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法测定，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矿料来自云南。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曾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同样从云南输入，蜀、滇近邻，据此推测，三星堆的青铜原料来自云南。

4号坑碳14检测表明，该坑的年代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之间，恰好与学术界认为的武王伐纣的上、下限大致重合。《史记》中记载，古蜀国的武装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军，立下了战功。后来因为同盟关系破裂，蜀与周交恶，被迫退回川西地区，长期闭关自守，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中断。加之蜀地周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乃至造成后来在西周初期以后至春秋时期的长时间里，中原各国竟不知有蜀的局面。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古蜀，蜀地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后勤保障。

新发现百余根象牙，

是否来自东南亚

此次发掘中，第3、4、5号坑内都有象牙，其中3号坑内的象牙多达120余根，在5号坑和8号坑发现的小件象牙制品上，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它们都曾被火焚烧过，专家们认为这是当年祭祀留下的痕迹。

距今3000年前，中国大地远比现在温暖湿润，在甲骨文中，商王猎象和犀牛的记录很多，其中有一次记录中称，商王在华北的太行山南麓一次猎象7头。据此推测，在西南方的四川盆地，三星堆人捕杀大象并用象牙祭祀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专家们的回答却并不那么肯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张燕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专家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象牙可能从东南亚等域外地区运输到三星堆，另一种则认为，古蜀国环境比现在更适合亚洲象生存，因此象牙就来自本地，然而这些年来古蜀国地区并没有发现象的骨骼遗骸。接下来他们将提取出土象牙的DNA，送专门机构检测和比对，以确定三星堆象牙的来源。

而1986年出土的文物中，包括一批海贝，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它们出现在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表明古蜀国不仅与甘肃、青海和中原地区有交流，甚至还有更广阔区域的文化和物资交流。

其中一条重要的通道就是“南丝绸之路”，起点是蜀文化中心——成都平原，分东西两道汇合于云南大理，西行后抵达缅甸八莫，通至印度以至中亚、西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注：身毒是隋唐前对印度次大陆文明的统称）。虽然李白在《蜀道难》中慨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实际上古蜀与域外仍有相当多的交流。

不仅如此，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物中还有更多的异域元素：

青铜人面像和金面罩在夏商时代中国其他地区前所未见，但金面罩在西亚地区却很普遍，双眼凸出的青铜人面像与西亚地区艺术风格较为一致；

金杖被认为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中国殷商时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三星堆金杖与埃及、西亚的权杖更相似；

三星堆遗址上出土的牙璋，与香港南丫岛大岗遗址和越南冯原文化遗址所出一模一样；

……

这些都表明，古蜀国虽然处于盆地之中，却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既充满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自信，又与其他文化保持着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