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蛰伏。

平静的暗流下，各行各业也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对文化产业，尤其是实体书店来说，无疑是一次更为严峻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听到了声浪浩大的求助和救援声，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在积极地自救与革新。

“惊蛰”意味着开始。破土、迁徙、重生。山桃的花苞积蓄着力量，远方的候鸟纷纷北归。似乎除了我们，自然界的万物都没有错过这个春天——真的是这样吗？还有不少人，拿起了手中的笔，写下了自己与书店的故事。

追忆中国书店 神算子雷梦水

于润琦（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旧书业也在待举之列。1952年，中国书店成立。

新成立的中国书店分布在北京的四九城，以东琉璃厂的邃雅斋，西琉璃厂的古籍书店及南新华街的旧期刊部最为光耀。因工作之需，我于上世纪80年代后便有幸与中国书店结缘，认识了古籍版本大家雷梦水，近现代期刊大王刘广振及马春怀、刘吉安、郭继森、关世源、康洪波等书业前贤。

几经过从交往，双方的合作日益融洽。我把中国现代文学馆所需的书刊开出明细，他们会及时地给予补配，有时还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书刊。

二十世纪30年代出现的“毛口书”（又称毛边书）是近现代书业的抢手货。记得一次，雷师傅向我推荐百余册毛口书，这着实令人惊喜，让人爱不释手。可惜书价偏贵，几经协商，最后还是书店大度，使得馆里能够购进这批宝贝。丰富文学馆馆藏，中国书店功莫大焉！

还有一次，经雷梦水先生之手，为馆里购得三千多元的书刊。当我遴选完后，雷先生便把这些书刊一一过手，立刻就说出了书刊的总价（3860元）。我当时表现出了一点犹豫（意思是并没经过计算器核算，先生怎么就说出了书刊的总价呢）。先生看出我的疑虑，便笑着说，让会计再计算一下吧。经过会计的核算，结果与雷先生口说的书价一分不差。“太棒了！”我由衷地发出赞叹。这时会计告诉我，“心算”是雷先生的拿手绝活，老一代贩书人鲜有的超长技能。“心算”的本领，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的。这背后的苦功，令人难以想象，更令人钦佩！

雷梦水（1921-1994）只念过几年私塾，便在通学斋当店员。较早与朱自清、郑振铎、吴组缃、容庚、余冠英、谢国桢、黄裳、邓之诚等著名学者交往过从，为诸家访书购书。曾为邓之诚购得清人黄仲坚《蓄斋二集》（十卷）（乾隆年间棣华堂刊本），公私目录均不见著录，颇为人称道，此为书坛一段佳话。

中国书店有一种好的服务传统。就是在书店内部设置机关服务部。这种服务只对机关，不接待个人。这种服务并不是看轻一般读者，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各大文化机关（大专院校、公共图书馆等文化部门）。有这种服务设置的书店有琉璃厂中国书店，灯市口中国书店，南新华街中国书店。琉璃厂的书店前边的大空间是给广大读者的，个体购书者可以在此随意选购；书店后半部分的两间房则接待机关读者。记得屋内有一长桌，两边有条凳，桌上备有茶壶茶碗。远道而来的客户，风尘仆仆地落座后，便可喝上雷师傅沏好的茶水，十分惬意。一碗茶水下肚之后，再亮出所需书单，洽谈生意，其乐融融。这一碗沁人心脾的热茶，着实令人怀念。

无名书店的怪老板

陈晓维（北京）

2002年的时候，我在六铺炕一个大院里做设计工作。那时候，刚刚读过姜德明的《书衣百影》，开始对旧书产生了一点兴趣,进了书店总要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希望能在哪个架子上发现稍微有点年代的书。

这家无名书店在大院南门往东五十米，书店没挂牌子，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没有顾客，光线不好，但我一眼就发现书架上居然有姜德明的另一本旧版书《书坊归来》。那时候，还没有旧书网站，几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就能让没见过世面的我如获至宝。

得意洋洋地从书店出来，心里却同时感觉书店的老板有点儿怪。这位掌柜从我进门，到出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头都没抬，一直坐在那张小桌后面安静地看书。后来我去过多次，每次这位老板都只知道闷头看书。书店有这样的老板，果然，没过多久，停业转租的牌子就挂在门上了。

两年后，当我开始跟着朋友在潘家园东游西荡的时候，竟又看见了那位古怪的老板。这次看清了，他个子很高，头发凌乱，背一个双肩背大书包。他和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走在一起。朋友是老江湖，他指着年龄稍长的人告诉我，那是谢其章。我问他：“旁边那位呢？好像在哪儿见过。”“那是老柯，柯卫东，修洋装书是一绝。”

再后来，老柯出了本书，叫《旧书随笔集》。我赶紧买来读了。一本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书，没有请名家写前言，只有自己很实在的一小段开场白。像是在书友聚会上初次碰面的朋友，见面相谈甚欢，事后各自散去，不留一点牵挂。他在书里说，“我曾有那么多幻想，在岁月的消磨中逐一破灭了，唯一未被夺去的，是对读书的爱好”，“我想值得炫耀的不只是珍本书，还有藏书者对书籍的爱慕”。

在潘家园见过面之后，从友人口中也得知了他的一些事情。一位贩书的朋友讲起自己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双龙市场花八块钱买了一本诸夏怀霜社的《海上述林》，蓝色天鹅绒面的，可惜只有上册。刚拿到手，后面一个陌生人赶上来拍他肩膀，问他卖多少钱，他壮着胆子喊了一口“五十！”那人二话没说掏钱就拿走了，这人就是柯卫东。更巧的是，当天下午，在潘家园，老柯又看到了一本下册，标价一百元。居然一天之内，在两个地方凑齐了一套珍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演绎的成分，但我愿意相信，上天喜欢犒劳那些热爱书籍的人。

现在，我和老柯已经可以算熟人了。他是前辈，有一肚子的淘书故事，饭桌上听他谈起那些天宝遗事是难得的乐趣。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上收藏民国书，缘起是在他那家短命的小书店里站着读到了一本《书坊归来》。我也没有问过他，那家书店到底有没有名字？

八一路旁的又合书舍

李建国（兰州）

刚到武汉的那一年，对这湖泊遍处的江城兴味盎然。周末我便用手机导航，搭乘便捷的地铁，先后去了多家书店。其中，又合书舍给我以最深的印象。

到了八一路的又合书舍，先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招牌，是店主自己写的（因为2019年军运会的缘故，现在做了统一的招牌）。书舍的店面很小，但里面的书却不少。顺着书架往里走，是一个小而窄的通道，拐进去就是内室了，三面墙上都是高高的书架和层层书籍，另一面墙的那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柜台，老板常坐在那儿刻印章或整理新收来的书。店主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就是收集日记本。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本上世纪70年代末的杭州大学生的大学日记，里面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琐细。

去的次数多了，便和店主有了更多的交流。尽管这些年实体书店生意不佳，甚至可用“惨淡”二字来概括，但店主扬了扬倔强的眉毛，不无坚定地说道：“有些事总得有人来做！”看一本本旧书，其扉页带着有作者题字的，或泛黄书页上读者留下的勾勾画画，店主就会感到它仍保持着智慧与生命，愿意它因缘际会找到新的归宿，使它重新流动起来。

又合书舍虽小，但每有三四书友邂逅，就关注的书籍，各自畅言，不意中便形成了一个汇聚思想的空间。那个时候，只要有空闲，我都会抽时间去书舍看看，每次去聊一会，然后买上一两本书。记得初次去又合书舍，便遇到一位老师辈的人抽下书架上的书并与身边的朋友聊起聂华苓。在其后的阅读中，我便留了心。读书也自有其内在的连贯，其后我注意到聂华苓的女婿李欧梵的作品，也注意到李欧梵的老师夏志清先生，其后又关注到夏志清先生的哥哥夏济安先生，还注意到夏志清先生另外的一个学生王德威。这些于我而言，可谓涟漪漫泛，荡出多少新窗。

记得在2019年早春的时候，我去又合书舍逛，从店主口中得知豆瓣书店武大店因为房租的涨价及惨淡的经营而不得不面临歇业。同命相怜，又合也在趑趄。一位已退休的书友谈道：“若是你也关门，我就没处可去啦！”众人相约在书店多买点书，为书店的维系尽一点绵薄之力。

到2019年5月份的时候，想着自己将于不久后便要离开武汉，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带了一本《武汉历史地图集》送给了书舍的店主。后来又找了不少电子版的武汉历史地图发给了他。和他这几年的聊谈中，深深地体会到了他对江城的情感，将这些资料交付于他，也算是一个好归宿。

如今，大疫笼罩武汉，回到兰州的我，分外担心武汉的诸多师友，也时时关注着武汉的疫情动态。并想着在疫情结束后，早日去看看熟悉的武汉，也想再去看看八一路旁的又合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