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一张书桌，啜一杯清茶，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3月5日，由高邮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高邮九龙湾汪曾祺书房隆重举行。来自汪曾祺家乡的文化学者、作家代表、汪氏亲属等汇聚一堂，娓娓道出人们时至今日仍热爱他的理由。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作品背后的“文化自信”尤其值得关注，并且这种自信在他那里不是“遗老遗少式”的，而是经历了从效仿西方现代派，到自觉回归民族传统的意味深长的转变：“汪曾祺小说《复仇》《小学堂里的钟声》就运用了西方意识流手法，但他骨子里是中国的：他喜欢陶渊明笔下充满人情味的田园风光，喜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宁静淡泊，喜欢《论语》里曾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意畅想，认为曾皙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大淖记事》中仙境似的大淖、《受戒》中小儿女们的欢喜爱情，就是这种‘美的极至’的体现。他称自己的写作理想是‘人间送小温’，‘小温’当然不同于燃烧的热烈，却更持久、更温润，这也是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在他作品中的流淌。”

在王干看来，汪曾祺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彰显着汉语的魅力。汪氏语言平淡、质朴，又诗意、凝练，纯度很高，“让人们看到，文学语言并不是只有欧化这一条道路”。

扬州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孙生民则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谱系中确认了汪曾祺的坐标。“汪曾祺与鲁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和文学创作倾向。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要在无路中杀出一条血路；汪曾祺在特殊年代里描摹‘人性小景’、开辟诗意天地、回归市井凡俗，为自己也为人们建造一座供心灵休憩的‘后花园’。”孙生民认为，“他的作品可以启发人们‘往回看’。可以说，汪曾祺通过写作，参与了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人格的塑造。”

自汪曾祺发表《受戒》《大淖记事》后，在随后至今的30余年间，一大批里下河地区作家先后问鼎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如今，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版图里的重要板块。高邮作协主席周荣池认为，汪曾祺的作品以其疏朗淡雅的文风、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质和深刻的人性之美，引发了一大批后来者的追慕，后学们也在汪曾祺文学大旗的引领下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质的文学作品，对于里下河文学版图的扩大、地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家乡的赤子，毕生以文学的形式寻找、定格高邮的诗意人生。高邮文化学者朱延庆回忆起1991年9月汪老最后一次回高邮时，他热忱希望高邮的文学青年勤奋写作，追随高邮历史上的文学前辈——婉约派词宗秦观、散曲家王磐，还即席赋诗“国士秦郎此故乡，西楼乐府曲中王。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负神州甓社光”，表达了对后辈的殷殷期待。“正是汪老先生对家乡的热爱和他的责任感，使今天的高邮人在重读其作品的过程中，更坚定了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的愿望。”朱延庆说。

据了解，近期高邮市委还策划了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的系列文化活动，包括“纪念汪老大家谈”线上活动等，还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全国十余家出版发行机构一同发起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系列直播活动。下一步计划开展汪曾祺学术研讨会、汪曾祺纪念馆开馆仪式、“百年汪老”书画作品展、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仪式等等。 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