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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家的肚子里不会只有一部小说
2019-01-16 09:07: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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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这是一个对冯骥才来说很重要的地址。一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他第一句话是“那个篮球架没啦”——当年,他吃住工作都在这里,并荣升人文社篮球队队长,与隔壁外交部篮球队打球,据人文社单方信源表示,总是赢。

  40年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在这里出版。2018年岁末,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又在这里问世。

  穿过狭小的正门,晃过掉皮的墙,沿着上世纪中叶风格的楼梯,走进装着吊扇的会议室,红色铁质的折叠椅上,坐满了拿着纸笔的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场新书发布会透着年代感的朴素,大概几十年前,《青春之歌》《白鹿原》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的吧。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冯骥才说。新书讲的是一段100多年前发生于天津的跨国恋情。莎娜和欧阳觉的身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和冲突,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年代。

  在那个庚子年,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作为一个租界,它洋气,作为一个码头,又充满了地方民情。一个老城,一个租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冯骥才在《单筒望远镜》的封底写道:“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冯骥才说,“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让小说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中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论拖稿和写作,他都堪称前辈,毕竟一拖30年。

  “这部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冯骥才说,“一个作家的肚子里不会只有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

  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中止了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但反过来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让我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2018年,冯骥才出了两本书:上半年是《漩涡里》,记录了他20多年来投身文化遗产保护,“我的思考、遭遇、忧患,我为它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为了这件事,冯骥才一度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学;下半年,就是这本《单筒望远镜》。

  有人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又要重返文坛了?冯骥才回答:“我会重返——重返小说。”但他又肯定地说,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历史责任”。2018年,他做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2019年,他将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

  亲近的人都喊冯骥才“大冯”,作为曾经人文社篮球队的队长,他的身高让他在合影时无论站哪儿都是“C位”。写作也好,文化遗产保护也好,还有什么难处?76岁的冯骥才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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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宛璐 易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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