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新义》

汪曾祺的小说自成一派，深受读者喜爱。作为对中国古典名著、蒲松龄《聊斋》的改编“实验”，他的《聊斋新义》是非常特别的一部作品。日前，《聊斋新义》单行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来纪念汪先生的百岁诞辰。

1987年，汪曾祺前往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访学，开始了对《聊斋》部分篇章的改写。汪曾祺带到美国去的是一个选本，在家书中，他还叮嘱夫人，让儿子汪朗或汪朝为自己买一套《聊斋》的全本。“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娇娜》《青凤》）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

汪曾祺对《聊斋》中的《黄英》《陆判》《促织》《石清虚》等篇章进行了改写，共计13篇，当年在《人民文学》陆续发表后引起轰动，被众多读者争相传阅。汪曾祺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削弱了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以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将古本《聊斋》的故事和人物注入现代意识，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原著中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故事进行了颠覆、重构与提升，使其不再只是奇闻异事的记录。

1986年，汪曾祺在改编京剧《一捧雪》时，对改变传统作品确定了一个原则：“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这个思路也体现在他对《聊斋》的改写中。

《聊斋新义》中，他将《黄英》大大简化了，删去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因为汪曾祺不喜欢迂腐虚伪的马子才，觉得其俗不可耐。这样一来，主题就直露了，但也干净得多了；《促织》和《瑞云》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也被汪曾祺改掉。他认为，《促织》本来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的悲剧，原著却使变成蛐蛐的孩子又复活了，他的父亲也有了功名，发了财，这是一大败笔，和前面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绪是矛盾的，孩子的变形也就失去使人震动的力量。“蒲松龄和自己打了架，迫使作者于不自觉中化愤怒为慰安，于此可见封建统治的酷烈。我这样改，相信是符合蒲老先生的初衷的。”

汪曾祺之子、散文家汪朗认为，父亲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改写《聊斋》再合适不过。“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作为《聊斋新义》的特邀策划人，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坦承自己是《聊斋》的“铁杆粉丝”。他特意为这本书作序《我就是想说说我的惊奇》，并讲述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我最喜欢《捕快张三》，那是除了汪曾祺谁都写不出来的。”他认为，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从六朝到明清，民间流传有很多魔幻故事，蒲松龄的《聊斋》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著名学者止庵觉得，《聊斋》在汪曾祺的改写下成就了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将古代汉语转化为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人与妖的阴阳世界不再变得冲突、对立，故事的总体脉络没有多大变化，却更注重生活化和哲理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作为汪曾祺对《聊斋》“故事新编”的第一个单行本，《聊斋新义》中不但收录了汪曾祺改写的13个聊斋故事、蒲松龄13篇原文，也放入了著名画家于受万的13幅插画、汪曾祺《聊斋新义》仅存手稿，甚至还有两篇罕见的蒲松龄《聊斋》手稿，对此，汪朗赞叹道：“这是我们老头儿作品里面‘添料’最多的，也是老头儿出版的各种文集当中制作最精美的书之一。” 本报记者 于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