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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本体特色鲜明 细节之处体现专业——评《西安事变》

来源:   2017-06-06 08:54:00

  2016年底的江苏省首届京昆艺术群英会上,国家京剧院的新编现代戏《西安事变》首次在南京亮相,初次观摩便觉眼前一亮。2017年5月,第八届中国京剧节在南京召开,《西安事变》再次来宁参演,我再次前往观摩。认为该剧从编剧、演员、唱腔到舞美、群场等各个方面无一不体现出国家京剧院的顶尖大团水准,整台剧干净大气,耐听耐看,充分恪守京剧规律,细节之处体现专业,堪称当下新编现代京剧之典范。

  首先,题材非常适合京剧,剧本紧凑凝练

  “西安事变”这类历史事件是非常适合以京剧来演绎的题材。京剧在形成之初便进入了宫廷,具有北方剧种的粗犷气质,是一个大开合、粗线条的剧种,其百分之八十的传统剧目演绎的都是帝王将相、家国天下,以及历朝历代的君王、名臣、名将的故事。且京剧的故事情节都相对简单,属大跨度跳跃性的,如果说昆曲是“文人画”,越剧是“工笔画”,那京剧则是“大写意”,看京剧其实看的是一种情怀,很难从中体会到儿女情长的细腻情感,却可以从不同人物的唱腔中感受他们的豪情壮志。

  另外,从观众角度来看,选择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很适合京剧观众的欣赏习惯。京剧观众并不像越剧等地方戏观众或话剧观众那样过度关注剧情的细腻和逻辑性。他们更喜欢剧情简明易懂、中心矛盾一目了然、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有人说这样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观众不必在看懂剧情上费心思,不必为人物是好是坏而纠结,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欣赏主要演员的表演上,去领略唱念做打间流露出的美感,这才是京剧的审美核心。像传统京剧《失·空·斩》《红鬃烈马》《大·探·二》,哪一出不是剧情简洁明了,人物个性鲜明的?反观现今舞台上的很多新编戏,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深,剧情矛盾重重,顺叙倒叙穿越混搭,人物性格复杂,不仅演员演起来累:顾着性格,顾不了表演;顾着表演,又顾不了入戏;观众看着更累!这个选题妙就妙在,西安事变是全民皆知的历史事件,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等历史人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绎这样的故事,可以跳跃,可以大跨度,却不影响观众理解整个故事,从而让观众可以更好地欣赏角儿的唱、念、做、打。

  经过编辑十易其稿,《西安事变》的剧本紧凑凝练,明暗场铺设合理。如此宏大的历史事件,仅靠追劝、谋划、惊疑、酒会、质蒋、释惑、放蒋等八个场景即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待得清楚明了,且主要人物张学良、周恩来、杨虎城均个性鲜明。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就是简单陈述了一个故事,而不像如今很多新编戏,硬生生提炼出一个主题,强行对观众进行说教。即便时剧中的抗日戏,也没有表现得那么激进,非把张学良、杨虎城塑造成民族英雄,或非把蒋介石塑造成民族败类,只是客观地叙述这个历史事件。这正是京剧传统戏的优点所在:紧紧围绕中心人物、中心事件展开故事,不刻意说教,不故意拔高,不把价值观强行灌输给观众。这样的戏,观众不反感,也更愿意去看。

  第二,突出本体特色,呈现干净大气

  众所周知,当下新编京剧的最大问题是,丢了京剧的传统程式,失了京剧的本体特色,变成了“话剧+唱”,甚至是京剧音乐剧,京剧歌舞剧等等。而《西安事变》则较好地保存了京剧本体特色,充分运用传统程式,舞台、演员、唱腔、表演等各方面都干净大气,没有零碎。

  唱、念是京剧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历经过一段不太被认可的唱腔创新时期后,近几年的新编京剧在唱腔设计上似乎都在回归,[反二黄]、[四平调]等一些耳熟能详的老腔老调时常出现。相比许多板式单一,一张嘴就是[导板]、[二六]转[快板]的新编戏,《西安事变》的唱腔设计也是可圈可点的。[导板]、[慢板]、[原板]、[散板]、[快板]等板式齐全,大小唱段疏密有致,让观众既听得过瘾,又不至于产生审美疲劳。演员也用心揣摩,对唱腔加以符合流派特点的润色,使该剧唱腔的流派特点鲜明。比如朱强饰演的周总理,一开口就听出了马派的特色,王越饰演的蒋介石,则一听就知道是裘派,李胜素饰演的宋美龄,梅派韵味也比较浓。为了避免话剧既视感,剧中主演没有过多零碎的念白,基本上是少而精、精而有味的。角色之间需要说话时,音乐一起就以唱代说,京剧味十足。

  从表演上看,《西安事变》运用京剧特有的唱、念、做、打等手段来展现历史、塑造人物,可以看得出,演员在台上的手、眼、身、法、步基本还是来自京剧传统程式。如饰演杨虎城的演员胡滨,刚一亮相,从他的身形、步伐观众就知道这位是“架子花”出身;如饰演赵四的吕耀瑶,甫一出场,那几个台步就透出程派青衣的范儿;又如于魁智饰演的张学良,也都是文武老生的身段和台步,让人看着十分舒服。

  再看舞美和舞台调度。《西安事变》延续了传统京剧舞台一桌二椅的写意空间,布景道具简洁大方,尽量给演员留出表演空间。舞台上既没有无关紧要的演员,也没有无关紧要的表演,大部分场次都是核心的一两个人物出场,紧紧围绕着“西安事变”的主角儿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展开。蒋介石、宋美龄、赵四以及杨虎城的妻子都是配角,戏份少,唱段也少,主次分明。群众演员虽多,但都在关键场次才出来。这正遵循了京剧传统戏的特点,除了武戏群场之外,台上很少有人山人海的局面。而反观现在很多新编戏,动辄采用人海战术,台上“群魔乱舞”,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观众对主要演员表演的欣赏,容易抢戏,更容易让观众出戏。

  第三,名角儿人保戏,群体角色整体出彩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再好的戏,没有角儿也无法立住。同样一出《玉堂春》,四大名旦演来各有特色。拍一出新戏,演员有一定影响力,观众买账,才有可能继续演,继续打磨,不断提高,成为经典。《西安事变》汇聚了于魁智、李胜素、朱强、王越等诸多名家,观众们就是冲着角儿去的,也达到了传播新戏的效果。尤其于魁智、李胜素二人,堪称当今京剧界的黄金搭档。于魁智更是数度与张学良会面切磋皮黄,得益于这些经历,于魁智比其他人更适合来演张学良这个人物。

  除了角儿水平出众,《西安事变》的群体角色也很出彩。如开头“追劝”一场中学生的群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员们个个脸上有戏、身上有功,把抗日年代满腔热情的爱国学生演绎得活灵活现,让人分分钟入到戏中来,心情也跟着凝重起来。“酒会”一场的演员也很有意思,一个扮演记者的演员时不时拿笔在本子上记录几笔,另一个则负责拍照,当真是活生生的记者形象。还有新四军战士的群场,可谓整齐划一,如此这般,整台戏的水平怎么能不高呢!

  第四,继承基础之上创新 细节之处体现专业

  《西安事变》的成功还在于该剧的创新是基于京剧传统之上的创新,首先遵循传统,而后再合理创新,于许多细节之处都体现出“国京”的专业水准。

  现今的很多新编戏,为了求新求异,大量使用西洋乐器,不仅淹没了传统“三大件”伴奏的声音,也无法使观众欣赏到京剧唱腔和伴奏水乳交融的美感,演员的演唱受到限制,演出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西安事变》虽然也有交响乐加入伴奏,但大多只在幕间或者间奏时使用。而在演员演唱时,几乎很少有西洋乐器交杂其间,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等传统京剧伴奏乐器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作曲唐建平介绍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用交响乐伴奏京剧,而是让管弦乐器和京剧乐器在演奏中各扬所长、融会贯通。比如开场时张学良被迫带兵阻拦学生时的混乱场面,单靠京剧乐器很难奏出那种感觉,这时加上交响乐就能很好地表现出那种纷乱的情景。但一部京剧不会时刻用到交响乐,特别是在艺术家们演唱时,还会以传统京剧乐器为主,可以突出他们的嗓音特点。”

  这里有个小细节值得一提,去年《西安事变》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乐队在乐池里所坐的位置十分讲究:京胡、京二胡、月琴演奏员的座位明显高出其他乐器的演奏员,并且面对舞台,可以清楚看到演员何时开唱。那次演出,胡琴等传统伴奏乐器的声音和交响乐的声音层次强弱分明,一点也不交杂。胡琴很好地托住了演员的演唱。一位专业人士道出了其中奥妙:“早期京胡是不按照谱子拉的,琴师拉琴得看着演员的嘴,通过观察演员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调整琴音,月琴则坐在京胡下手,紧盯着京胡的手,京胡怎么变月琴立刻跟着变。”今年《西安事变》在江苏大剧院演出时,乐队全部陷于乐池之中,所以胡琴的声音和交响乐的声音就略有交杂,音乐效果比人民大会堂那次大打折扣。

  说到在音乐上的创新,《西安事变》第一场“追劝”在表现爱国学生声援抗日时加入了《毕业歌》、《松花江上》等歌曲的元素。虽是歌曲,但加在这个场景中却丝毫不觉违和,原因就在于,这两首歌曲皆诞生于“西安事变”前夕,具有浓浓的时代特色,加在这里不仅烘托了时代氛围,还能引发共鸣,一下子就把观众思绪拉回那个年代,使该剧充满了时代感,这不正是许多新编戏所追求的创新效果吗!

  当然,作为新编戏,《西安事变》也不尽完美,还有很多可以在日后的演出中不断加以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有些唱词还可以写得再规整一些。京剧有其自身的规律,字正了,腔才能圆;合辙押韵了,腔才能安得顺溜,这就需要编剧和唱腔设计不断地琢磨。再比如剧本方面,开头一两场非常抓人,引人入戏,再往后就略显平淡了,看着看着容易出戏。还有整场伴奏交响乐使用略多了,如“质蒋”一场,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二人有一段对白,这里全程有交响乐作为垫乐,我认为过于搅戏,淹没了演员的念白。

    然而,瑕不掩瑜,总体来说,《西安事变》是难得一见的高水准新编戏,当得起“国京”范儿。(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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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