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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蟠,郦波妙释南京千年文脉
2022-06-17 14:16:00  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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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宁《金陵图》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南京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推出的《品读中国》“南京文学课”第二课在南京开讲,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郦波带来“城头虎踞心中龙蟠——论世界文都与城市精神”的精彩分享。面对皇皇一部南京文学史,郦波自出机杼,以三个“两”,拆解文都南京的千年文脉——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年)。

两个“临川王”均出现在南朝,第一个即南朝宋的宗室、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刘义庆。他主持编纂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长的不过一两百字,短的只有十几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有趣。“我经常讲,《世说新语》就是最早的微博体。”郦波诙谐地说。

第二个临川王,是梁武帝萧衍最喜欢的弟弟萧宏。萧宏又高又帅,可惜是个绣花枕头,曾主动请缨北伐,半路遇到冰雹就落荒而逃,导致梁军大败,被时人讥为“萧娘”。但正是这位“萧娘”,偶然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手下有两名文士,一个是担任行参军(相当于低级秘书)的钟嵘,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另一个是担任记室参军(相当于高级秘书)的刘勰,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成名与“出圈”,其实颇有时代色彩。刘勰少时家贫笃志好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刘勰凭《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背后,郦波说,隐藏着一起著名的“策划案”。

“魏晋南北朝极其讲究门阀士族,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庶族出身、籍籍无名的刘勰想凭才华出名并不容易,僧祐就建议他,找当时的文坛盟主沈约推荐。考虑到直接见沈约会遭门房阻拦,刘勰就扮作商贩,在沈约家门口摆摊,有一天撞到沈约,就掏出自己的作品请他指教。沈约随手一翻,越翻越惊奇,太喜欢这本书了,以至把它奉为‘睡前读物’。因为沈约的大力推荐,《文心雕龙》才扬名天下,刘勰也得以步入仕途,和昭明太子萧统成为莫逆之交。”

“两个临川王”,串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京文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临川人”也对文枢南京有着再造之功。郦波介绍,这第一个临川人,就是列宁口中“11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思维超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他主导了熙宁变法,其青苗法、均田法等,类似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郦波说。不过,对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和另一位文豪苏轼在南京的相遇。北宋元丰七年秋,苏轼从黄州至汝州途中,经过金陵,欣闻故人来,王安石骑着毛驴,到下关码头迎接,两位昔日政敌相逢一笑,不仅恩仇尽消,还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很不好意思,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法岂为我辈设哉?’后来两人在金陵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越来越欣赏对方。王安石对人叹道,‘不知更百年,方有此人物。’苏东坡也在《北山》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可见情谊之深厚。”而此次相会后仅一年多,临川人王安石就在金陵病逝。

对南京有着特殊意义的另一个临川人,就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汤显祖曾在南京先后担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务,因为工作比较清闲,他结交了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受朋友影响,他在南京写下了《临川四梦》的第一梦《紫钗记》,由此踏上了彪炳千古的戏曲创作之路。郦波补充说,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虽然并非在南京写就,却在完稿后被他寄回南京,由南京的朋友帮忙完成公演,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南方戏曲界“热搜榜”第一。

两个和“749”有关的年份(公元749年和公元1749年),同样是打开“天下文枢”的钥匙。公元749年前后,诗仙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有意思的是,郦波介绍,这首《登金陵凤凰台》其实是李白第一次赴南京途中,经过黄鹤楼,却发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此耿耿数年后祭出的超越之作,该诗和李白其他一些作品一起,成为“金陵怀古”诗的发轫之作。特别是其尾联两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境界上远超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乡之情,被视为大唐士大夫的精神独白。

崔颢《黄鹤楼》为何能被严羽《沧浪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重要原因在于,《黄鹤楼》是一首打破格律的拗体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拘平仄对偶,正所谓“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却因此气格高迥。另外,虽然在写黄鹤楼时李白没能比过崔颢,诗仙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同样收获满满,他在长干里写下的乐府旧题《长干行》,描绘了商贾儿女之间的唯美爱情,被视为“古今《长干行》第一”。

与南京有关的第二个“749”,即公元1749年,则有数条线索交织于此。这一年,自称“秦淮寓客”的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南京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同年,曹雪芹开始了“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创作。江宁县令袁枚也在1749年“裸辞”,用毕生积蓄买下废宅“隋园”,更名“随园”,修葺一新、扒掉围墙,把私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允许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园”。这位“美食博主”还经常在随园开美食party,汇聚“舌尖上的中国”,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成了当时的美食畅销书。

“袁枚在1749年‘裸辞’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大概1760年之后,袁枚开始招收女弟子,原被视为‘无才便是德’的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公共教育资源,这也是人类文献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收女学生。”郦波说。公元1749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一年,18岁的桐城人姚鼐来到南京准备第二年的乡试,次年顺利考中举人,“桐城派”大家的故事由此开端……

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在这堂精彩纷呈的南京文学课中,郦波教授用几把看似很小的“钥匙”,四两拨千斤地打开了南京城市精神中的“虎踞龙蟠”。“北方中原遭遇危机时,至少有四次,南京成为华夏文明的救赎之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数诗人会在金陵怀古,因为这里是华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无数人在这里,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只有深切地了解脚下的土地、所居的城市与族群的文脉,才能真切地拥抱家国天下的理想。”郦波说。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标签:南京;临川;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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