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名片
洛阳
位于河南省西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1997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后来“大遗址”概念逐步得到普遍认可，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的重中之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作用日益彰显。
同为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和扬州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均卓有成效。为全面反映两者大遗址研究与保护的概况、总结和交流大遗址保护经验、促进大遗址保护工作更上一层楼，本报特邀请《中国名城》编辑张吉明与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崔家田进行“对话”。
扬州具有通史式特征
洛阳远离旧城造新城
张吉明：扬州是中国少数具有通史式特征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把整个城市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特大遗址，扬州市提出“文化扬州”的口号，努力打造“人文、生态、精致、宜居”的城市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发布通告保护唐子城遗址，到90年代“跳出旧城建新城”，到目前阶段“全面保护、全部保护”，扬州明清古城、扬州城遗址传统风貌、整体格局得以保存、保护下来，为大遗址的永续利用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坚持城市现代化建设服从于扬州城遗址保护的原则，积极而又审慎地推进扬州城遗址的保护，不断彰显扬州城遗址的文化性、真实性和生态性。尊重、保护、传承古城的生态与文化的根脉，注重城市发展与城址环境保护提升的和谐“双赢”，传承了古城文化特色和“绿杨城郭”风貌，实现了现代风格与历史文脉的呼应和谐，再现“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独特景观。
崔家田：早在上世纪50年代，洛阳市政府即在一期总规中大胆提出了“远离老城建新城”的规划思路，避开大遗址和老城建设涧西工业区，引起普遍关注和好评，被国内业界誉为“洛阳模式”。“洛阳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远离旧城建新城”，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处理好了旧城与新城的关系；二是生产和生活明确分区；三是巧妙利用地形，进行城市功能布局。纵观洛阳的城市发展与遗址保护，我们会发现仅在空间上进行避让或是通过绿地系统和城市设计方法进行局部的保护，不但遗址保护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也缺乏相应保障。因此，后面的四期总规通过加强对城市发展史的纵向研究，以及对古代都城选址、历史演变过程及空间发展特点等方面的全面梳理和分析，在把握城市空间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科学诊断洛阳城市空间的矛盾及问题根源，从而制定了面向未来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空间开发利用对策。围绕发展和践行大遗址保护理念，与时俱进贯彻文物遗址保护与利用思路，积极探寻新阶段保护的新方法，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规划先行，考古前置，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互利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洛阳模式”。
有计划对遗址进行保护利用
为城乡居民提供多元服务
张吉明：扬州城遗址历经了发现与研究、保护与利用的过程。整体把握扬州城遗址，开展扬州城申遗工作。作为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扬州段遗产点中有历史名镇、历史街区、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水工设施。扬州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各个遗址进行了保护与利用。其中，宋大城西门遗址作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唐宋城东门遗址、宋大城北门水门遗址等作了复原展示，唐罗城西门遗址作了保护展示，宋夹城遗址也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通过这些保护措施，较好地实现了文化遗产与历史真实、生态环境、休闲绿地的结合，也使得这些遗址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保护与利用方面，东关街是扬州城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明清时不仅是扬州水陆交通要冲，而且是商业、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和东关街紧紧相连的是东圈门古街区，这里除有老字号店铺外，还集中了众多古迹文物（如个园、逸圃、汪氏小苑、广陵书院、武当行宫、清真寺、财神庙等）。东关街与东圈门古街区现已结合起来共同规划、整治、开发，经过近几年的精心打造，街面上老字号商铺林立，历史建筑和文化古迹得到了完好保护，成为历史街区保护的典范，荣获“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崔家田：洛阳是一个古都型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留下了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洛阳城等五座都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如此密集的古代大型遗址，文化关联又如此密切、时间跨度如此之长，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洛阳近年来充分挖掘大遗址的内涵，将保护和利用、文化和旅游有机结合，着力进行大遗址保护工程和项目的兴建和实施。洛阳先后建成了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定鼎门遗址博物馆、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和重点工程。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及汉魏故城遗址的保护展示也已取得明显成效。
近年来，洛阳提出整合大遗址资源，规划遗产廊道，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不仅保护了各类文化遗址，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址亦缘此而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休闲、游憩、教育等多元服务。
大遗址是城市发展核心价值
“创新式”保护实现新跨越
张吉明：在现代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城市普遍进入城市化发展高潮期，城市个性湮没，城市面貌趋同的情况较多。扬州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展示与合理利用，源源不断地增加城市内涵与内生动力，历史文化和大遗址保护是扬州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
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历史为代价，而且可以预见，经济主导型社会将向文化主导型社会转变。
自然观的转变。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最大不同就是自然观的不同，从自然绿地观走向自然资本观，良好的自然系统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本。
保护观的转变。大遗址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与生命历时转化的共同过程，也是文化生态化过程，是大遗址多重价值的形成过程。
健康观的转变。回归自然，这就要求遗址保护展示在多种可能情景下选择自然生态景观方式，这是最贴近社会需求、投入最少、综合效益最高的一种保护方式，也是城景互补、融合共生的智慧之路。从生态保护到生态融合，从文化保护到文化复兴，从单一保护到综合发展，从单体保护到系统整合，从园林绿化美化环境到自然系统生态动力，形成城市大遗址规划多维控制体系。
崔家田：不可否认，洛阳大遗址保护也部分存在问题积压、矛盾复杂、利益诉求多元交织的现实问题。若仅靠环境治理、价值展示、美化绿化，恐怕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而，在新时期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升，以创新引领，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在保护前提下，融入城市经营和乡村运营理念，整合激活现有资源，实现文旅融合，展现其发展活力。
立足大遗址保护国家战略，结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契机，期待能在探索大遗址保护新形态上提供洛阳案例、洛阳经验。权衡“被动式”“主动式”保护中的得失，提出“创新式”保护策略，打造大遗址保护利用新形态和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形态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新跨越。
拆违治违，改善环境。采取“整体搬迁”和“微改造”相结合的方式，疏解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口总量，全面改善遗址环境。对遗址区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实施彻底搬迁。实施“微改造”，改善提升基础设施，修复历史风貌。
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结合大遗址保护，合理植入文化产业，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沉浸式文旅目的地和青年友好型空间。重点对中轴线两侧进行精准业态谋划。植入研学旅行、体育健身、康养民宿、文创研发等业态，以实现文旅深度融合。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统筹旧城改造、乡村振兴工作与大遗址保护同频共振，优势互补，形成合力。首先积极实施中轴线贯通工程。重点推进洛南里坊区内2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征迁安置、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让群众共享大遗址保护成果。
政府主导，强化保障。洛阳市委市政府组建高规格领导机构，组建工作专班，强力推进。科学、高水平编制总体保护规划、遗址公园建设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听取并积极考虑各方诉求，通过政府机构、街道社区、居民村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形成大遗址可持续保护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合力和利益共同体。
洛阳都城遗址是坚定文化自信、让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载体和金色名片。持续推动该遗址保护利用和创新发展，从“被动式”保护，到“主动式”保护，再到“创新式”保护，实现大遗址从“保”起来，到“美”起来，再到“活”起来的新跨越。
本期评述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舟教授认为“大遗址不仅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历史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构建起了今天与历史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厚度”。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一些欠缺，比如，考古研究投入不平衡，整体基础依然薄弱；保护利用理论研究和科技引领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滞后；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等。
如何做好“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崔家田认为：必须强化大遗址的核心文物资源地位，突出中央主导、央地互动、部门协调，压实政府责任，同时可以借助媒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让广大民众了解大遗址所涵盖的丰富内容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来唤起民众大遗址保护的意识，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贡献。
文字统筹 朱广盛 吴年华 记者 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