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主人公深陷极端境遇，不妨大谈作品对人性的开掘；如果胜在内心描写丰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供你使用；一不留神写到底层人物，‘现实主义的复归’是个不错的掩护；涉及环境污染，生态批评和绿色批评的概念可以挪用……”

近日举行的第七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的一番“酷评”激起认同。从“理论的焦虑及其限度”出发，再谈“文学破圈”，李松睿反思说，学术同行们对理论工具的驾轻就熟，反过来限制了文学的破圈。

文学与大众之间究竟有没有“圈”？暂且搁置争议，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顾奕俊认为，至少，流量明星微博荐书或作家走进直播间带货，并不意味着“出圈”。“表层的文学景观带来的可能是一时的新鲜热闹，以及深度上的模糊浅薄。”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樊迎春说，“真正有效的破圈，一定来自文学内部的更新、发展和深化。”

古典文学时代，曾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文学盛景。在跫音未远的20世纪，文学也曾是我们想象世界、理解自身的有效方式。“路遥《人生》里黄亚萍喜欢高加林，喜欢的原因是他看起来像保尔柯察金和《红与黑》里的于连。那个时代的人谈恋爱不是直接地喜欢，而是经由一个文学形象作为中介来触动情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思追忆着严肃文学的“高光时刻”。

而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刘月悦在班上做调查，读过5部以上茅奖作品的学生寥寥，而读过20部以上网文的占到了六七成。她今年读过的小说里，最有获得感的作品也不是来自传统文学阵营，而是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豆瓣上4万多名读者打出了9.0的高分。

“先别谈出圈，多想想怎么把圈子里的事情做好。”顾奕俊道。

圈内人如何做好圈内事？批评家如何为文学赢得更加广阔的受众？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看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精准，是重建文学与大众连接的一条管道。李松睿谈到的“理论滥用”让他很有共鸣：当面对一部平庸的作品，似乎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学术话语把它包装得“很高端”。当前对文学评论的旺盛需求，也催生了滥用理论的“自动化”批评。而创作与批评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轴，缺失了哪一翼、哪一轴，都会制约文学的展翅高飞、行稳致远。

历史上，钟嵘、刘熙载、严羽、赵翼、王国维等大家的精彩文论，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情感结构，也培育了我们对文学的亲近、对文化的自信。立足文学破圈乃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域，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旸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来描绘他心中的理想批评——批评者既要设身处地进入作家的心灵活动，体贴地触摸和猜想那些隐秘的心理，又要站得比作品更高一点，高明的批评家对作品的取舍和评价通常是出乎意外，又入情入理、富有启发性，这种评价会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响读者的阅读。

做好“圈内事”不等于“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巨变的时代，文学需要坚守，也需要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调适自我，向开阔处行进。

“我们需要有一批人理解所谓的算法和玩法，有了这样的视野才能争夺读者，作家批评家应该积极‘入场’，找到现场，或重建现场。”陈思说，“这个现场肯定已经不在作家、批评家围合而成的小圈子之中，作家批评家走进直播间，也许是重建现场的方式一种。我们争夺用户、影响用户，来完成文学需要承担的责任。”

□ 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