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风格的漆器

湖北楚墓出土的越王剑 本报记者 宋宁 摄

石编磬

虎座鸟架鼓和彩绘漆镇墓兽

徐州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陶俑

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一直是构建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近日，“归流——江淮地区楚文化的东渐”特展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楚文化是长江文明的重要文化支流，展览以“楚文化与长江文明”为纲，以“江淮地区楚文化的东渐”为线，旨在展现楚文化与长江文明的紧密联系，以及楚文化在“东渐”过程中，如何与江苏地域文明之间产生交流与融合。

□ 本报记者 于 锋

“楚”楚动人，奇幻瑰丽成风景

楚国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万古奔流的长江，孕育了惊艳绝伦的荆楚文化。

来自南京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淮安市博物馆等9家文博考古机构的300余件（套）珍贵文物，讲述着楚文化与长江文明之间的故事，凸显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和先秦时期的中原人相比，楚文化更加浪漫诡谲、狂放不羁，同时又带有神秘气息。湖北是楚文化的腹地，来自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随州博物馆等湖北文博机构的楚国文物，大量出现在本次展览上，其中不乏来自著名的枣阳九连墩古墓群的铜鼎、铜镈、铜编钟、铜盘、铜敦、铜壶、铜鉴、漆簋等，吉光片羽，穿越千年，幻化出荆楚文化的奇幻图景。

来自荆州博物馆的虎座鸟架鼓是楚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以虎为鼓座，以凤鸟为鼓架，中间悬鼓，是楚国贵族宴饮上的必用之物。策展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高杰介绍，虎座鸟架鼓一般与体型较小的鹿鼓配套使用，提醒主人宾客已经来到，要击鼓迎宾。至于为何设计成凤鸟脚踩猛虎的形象，至今成谜。有学者认为，凤鸟是楚人图腾，虎是先秦时期巴蜀人图腾，两者存在对立关系，如此设计，多少含有楚国人在心理上压制对手的用意。

南京博物院早年间在湖北征集的彩绘漆镇墓兽，也是楚文化独有的器物，一般陪葬于高等级楚国墓葬中。这是一个带鹿角、吐出舌头的怪兽，形状神秘诡谲。高杰介绍，多位学者认为，彩绘漆镇墓兽与楚人巫术有关。就形象而言，早期主要有山神、土伯、龙等三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后期出现了操蛇神、镇凶辟邪神、引魂升天兽、坟羊(土中所生之怪)、巫觋神、祖重等说法。但功能方面比较一致，主要有镇墓辟邪、引魂升天两种观点，反映了楚人鲜明而独特的信仰观。

“楚人的色彩观也充满活力和张力，他们擅长在器物上搭配多色，追求绚烂富丽的装饰效果，并巧妙运用间色，呈现既饱满又和谐的美感。”高杰介绍，展览上有一件湖北省荆门市出土的彩绘石编磬，千年的风霜已使它失去了色彩，但经过湖北省博物馆复原后，发现石编磬竟拥有红、黄、蓝、绿四种色彩，以凤鸟为主体，羽毛花纹作衬托，构成绚丽多彩的迷人图案。

楚风东渐，沁入江苏文化血脉

楚文化在江汉流域发源之后，随着国力的强大，开始向东方传播，并逐渐在江淮间构建起一个纵横南北、辐射东西的庞大国家，从而带来了中华大地上一次伟大的民族交融与文化碰撞。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就位于今安徽省寿县。

“楚国对今江苏地区影响深远，在大部分江苏城市都能够找到楚文化印记。”高杰介绍，先秦时期，今江苏地区曾被吴、越统治。公元前333年，楚灭越，楚文化全面进入江苏，使江苏成为长江流域楚文化的最后重地。

据史料记载，楚国在今江苏设置的城邑，至少包括棠邑（位于今南京市六合区）、谷阳邑（位于今镇江市京口区）、金陵邑（位于今南京市鼓楼区）、广陵城（位于今扬州市广陵区）多处。楚威王在“吴头楚尾”的南京设金陵邑，演绎出山川“埋金”的传说，成为“金陵”名称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江苏各地出现过的金陵、广陵、海陵、延陵、平陵等地名，也被认为是楚文化的孑遗。

展览力图用文物来诠释楚文化的“东渐”，诠释江淮的古老文明、太湖的吴越风情是如何与楚地的江汉韵律交相辉映，深度融合。

毋庸讳言，战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收藏有多柄来自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如此次展出的越王不光铜剑、复合铜剑等。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曾掌握最先进的铸剑技术，涌现了欧冶子、干将、莫邪等著名的铸剑工匠。楚国打败越国后，大批铸剑师被掳至楚国腹地，提升了楚国铸剑水平，也使得越王剑频频出现于江汉地区的楚国墓葬中；楚国和吴国更是一对老冤家，祸连兵结，干戈不息，但也对彼此的文化产生影响。在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楚人伍子胥的神奇传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西汉早期《盖庐》竹简，记录了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对谈，语涉兵家、阴阳家学说，反映了伍子胥虽由楚奔吴，在楚文化故地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

在今天的江苏，楚灭越，奄有其地后，对其物质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在墓葬制度上，宁镇地区常见的土墩墓被深受楚俗影响的竖穴土坑墓取代。而墓中的随葬品，也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楚国气息。淮安市博物馆所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一组青铜器此次亮相“归流”展，包括兽首铜鼎、刻纹铜盘、刻纹铜箅形器、刻纹铜匜等。刻纹铜盘錾刻的图案来自《山海经》，林木中的飞禽走兽皆取奔腾跳跃的姿态，每一山阜中皆有一怪神，生动而活跃。高杰告诉记者，发掘于1978年的高庄战国墓，是苏北淮河下游一带发现的规格极高的东周贵族墓葬，从出土文物分析，其至少有淮夷、越、楚等文化因素。刻纹铜器上的神人怪兽就与巫风炽烈的楚俗有关，为楚文化与江淮文明融合提供了证据。

1973年出土于无锡前洲高渎湾的“我阝陵君”铜器，则为人们研究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资料。发现于高渎湾一口芦塘里的这批战国末年铜器包括铜鉴、铜豆、铜匜、铜洗等，鉴、豆皆有铭文，透露了器物主人是楚国的王子申，可能是王子申随军征伐越国时将这批器物带来，也可能是楚国东迁之后的新铸之器。

王子申究竟是何人？高杰介绍，学界存在着“楚幽王之子或其弟”“初封淮北时的春申君”“夺位前的负刍”等多种说法。这些“候选人”中，春申君的知名度最高，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江南吴文化区域内的众多地名，如无锡惠山的春申涧，江阴的申港、黄山、黄田港，上海的黄浦江乃至上海简称“申”，都可能与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千年以降，楚韵绵延不绝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但楚人的火种并未熄灭，楚文化的灵韵也没有消失，反而北上汉地，为秦灭亡后形成的汉文化注入盎然生机。

《史记项羽本纪》：“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在楚国灭亡不到20年后，又一个以“楚”为名号的政权在江苏大地上出现，这就是项羽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楚政权，定都于彭城（今徐州）。而此后建立大汉政权的刘邦，以及他麾下的一众功臣，也多出自楚地。西汉政权从建立开始，就浸染了浓厚的楚韵。刘邦曾封韩信为楚王。后又封同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交世系传八代楚王，刘嚣（汉宣帝刘询子）世系传四代楚王。可以说，在汉代的江苏，先秦楚地的法则、风俗、文风浓烈而恒久，与北方的秦文化交汇碰撞，最终融为一体。

“归流”展独出心裁地将湖北荆州出土的战国漆奁盒与江苏盱眙出土的西汉漆奁盒、漆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展出。其上的图案有着显而易见的承继关系。而徐州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狮子山、 龟山、驮篮山、北洞山等西汉楚王陵墓文物，如玉龙形佩、“楚侯之印”铜印、龙形玉枕饰件、鎏金铜熏炉、金带钩、陶舞俑等，则更直白地展示了楚文化在徐海大地上的余绪。

“楚文化虽然滥觞于先秦时期，但两千多年后，其文化印记依然能在今天的生活中寻觅到。”高杰举例说，如今，著名非遗扬州漆器工艺明显带有楚的文化基因；新金陵画派领军人物傅抱石创作过大量以屈原《楚辞》为题材的国画作品；而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数十个成语也来自楚国，如下里巴人、狐假虎威、从善如流、亡羊补牢、阳春白雪等。甚至连名字，都能从楚文化中找到灵感。展览列举了数十位古今名人——蔡文姬、周瑜（公瑾）、苏舜钦、周信芳、戴望舒、朱自清、胡绳……他们的名字分别来自《九歌》《离骚》《天问》。

“楚文化，植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土壤，在当下的时代也能够闪耀光彩。比如，楚人以家为国的爱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们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展览的最后，主办方特地展示了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模型。高杰介绍，“天问一号”的名字来自于楚辞《天问》。2300年前，屈原叩问天地的壮阔诗篇，蕴含着楚人追新逐奇的创新精神，今天依然引导着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勇于尝试，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