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京这座“文学之都”而言，南朝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是一部绕不过去的文学典籍。一部《世说新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和流传千古的轶事。书中的“魏晋风度”“魏晋风流”至今仍传唱不绝。那么，这种所谓的“风度”“风流”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学品质和人文精神？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其重新厘清，从中汲取“国之大者”的“风骨”，让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文学即人学，人永远是文学中最值得关注的对象。一说到《世说新语》，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似乎一个个都从书中跃了出来。他们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常有骇人行为。“竹林七贤”，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王子猷“雪夜访戴”，到了朋友家，大门没有进，兴尽而返。王羲之“坦腹东床”，傲然脱俗，被相中选为快婿。郝隆露着肚皮晒太阳，称自己在晒书。刘伶常常纵酒，称把天地当作房子，屋子当作衣裤。

后世者钟爱他们，喜欢他们的“任诞”。饮酒、服药、清谈，这些关键词，也成为魏晋“风流”“风度”的典型符号。或者说，当时之人就已经找到了如何营造美好“人设”的捷径：“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

“风流”原意是指某事和人的流风余韵与影响。“风度”指人的言谈举止和仪态中蕴含的气质。当“风流”“风度”成为魏晋人物乃至文人的集体标签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对其窄化理解：即如果只看到了他们浪漫、自由、奔放的那一面，却忽视了他们社会责任的担当、道德伦理的恪守、人生意义的思考，那就是把中国文化读“浅”了。

其实，在这些魏晋人物身上，我们更加能看到的是，把个体与时代的命运结合起来，以个人努力营造时代风气的“风骨”。格局宏大的谢安，“小儿辈大破贼”，那可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他雍容镇定，神色无异于常。“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出任豫章太守，刚一到任就问贤者住在哪儿，要去礼贤下士。“除三害”的周处，从小混混脱胎换骨成为自新楷模。这些人与放任潇洒的行径相反，他们是极端自律的，包含对时代与社会、人生的强烈责任感。

书中还有个例子，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船，起初是华歆表示为难。王朗却说：“幸尚宽，何为不可？”后来强盗追来了，王朗就想丢下带的那个人。华歆却说，“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王朗的优劣。——这是一种在道德层面上的探讨，提醒我们作为普通个体对他人应有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友爱互助，也包括一诺千金。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魏晋人物的风流体现在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只不过这种情不是“小我”，而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他举例说，《世说新语》里桓温有句名言“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假如他说“木犹如此，我何以堪”，那么这句话的意义风味就大减，而他也就不够风流。这是从审美层面而言，是以个体生命对宏大存在的深刻体悟。

一提起魏晋，除了旷达放逸，更有建安风骨。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这些诗篇，蕴藏着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思索。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是与“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

实际上，这种“慷慨多气”的风骨，一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艺中的重要传统。屈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文人身上那一丝独特的倔强，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内在“骨架”。

推以言之，优秀经典文艺作品中，最值得体味与追思的，不仅有个体品格与个人经历，更是其蕴藏的民族品格与国家精神。从《史记》中我们看到司马迁所歌颂的荆轲刺秦、程婴救孤、霸王自刎，这些无关生死只为取舍；文天祥在家国之变时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节操；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歌颂的慷慨赴死，誓死不向黑暗妥协，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宝贵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骨”从没有也永远不应在“风流”“风度”之外走远。

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风起云涌，一些靡靡之音的“软文学”也甚嚣尘上，而不少影视作品，也沉醉于肤浅的“风流”理解之上，“霸道总裁”“甜宠偶像”式的空洞作品依然拥有不少市场。而当前一些文化人，缺乏对文化精神的深刻认知，对于自己所理解的“风流”“风度”津津乐道，孜孜不倦地营造这些看似美好的外在人设，在虚荣的幻想里自得其乐，精神世界蜷缩于“小我”的一方天地之中，又怎么会留下真正精彩的作品呢？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风骨”——有个性、有气概、有力量的作品，才能流传久远。

民族文化，最需要传承的是精神。在不断回溯经典之中，让我们从传统文本中汲取精神力量，激活基因深处强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