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年代的火红记忆被胶片定格，诞生了诸多载入史册、为观众所难忘的经典电影。战争片中，解放军战士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爱情片中，革命者为了胜利舍弃个人情感；谍战片中，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光与影的转化之中，一段段党史故事入脑入心，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灵。本期《文艺周刊》从大量红色经典影片中选择了六部，涉及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四种江苏革命精神，带你一起从影片中发掘红色记忆，重温百年党史中的江苏故事。
《一号目标》——
周恩来的“梅园岁月”
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连用六个“杰出楷模”，深刻阐述周恩来同志崇高精神的丰富内涵。
《周恩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周恩来回延安》《一号目标》……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一批表现周恩来伟大革命精神的经典影片。其中，上映于2014年的《一号目标》是一部情节紧张的谍战片：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和平，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周恩来一个无意间遗失的笔记本，惊动了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身陷危险之中。梅园新村周边，遍布着眼线和暗桩，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与各路对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最终巧施妙计，化险为夷……
《一号目标》是艺术作品，在史料的基础上作了一定艺术加工。周恩来研究专家吴小宝研究员告诉记者，在10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不懈努力。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分裂的内战政策，谈判最终破裂。“就像电影中所反映的，谈判期间，国民党特务对代表团进行了严密监视。”吴小宝说，国民党特务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设置了十多个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日夜监视，特务们化装成摊贩、鞋匠、三轮车夫，随时对代表团成员进行跟踪盯梢。正如郭沫若所说：“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
在这种环境下，周恩来毫不畏惧，领导中共代表团从容不迫地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国统区广泛地领导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争取朋友，教育人民。中共代表团积极开辟第二条战线，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求同存异，在外事工作中气度不凡，鞠躬尽瘁，展现了独特的个人魅力，也给各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一号目标》中，周恩来邀请马歇尔看京剧《蒋干盗书》，以剧中情节触动了马歇尔，促使他将笔记本还回。而在真实的历史中，1946年夏末，周恩来在吉普车上密会中共地下党员、“佩剑将军”张克侠，为张克侠1948年率部起义埋下了伏笔。吴小宝说，这些电影情节和真实的往事，都反映了周恩来从容不迫、临危不惧、举重若轻的谍战艺术。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之前，在梅园新村17号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新闻界：“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这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必胜的信心。仅仅两年零五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打过了长江，回到了南京，结束了蒋家王朝在南京的反动统治。
《大决战之淮海战役》——
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沿河的田埂上，解放军战士一路小跑通过，挨个接过路边乡亲们递过来的热腾腾的烙饼；村里组织的运粮队想尽办法把小米、白面运送给前线的将士们；在尖谷堆一战中，三营伤亡惨重，当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在炮火连天中自发地运送伤员……1991年上映的电影《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有很多镜头描述了这些动人的场景。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纪念作品，《大决战》系列电影可谓是中国战争电影的巅峰之作。《大决战》系列中几个著名的长镜头都是出自《大决战之淮海战役》，因为淮海战役是双方实力最为接近的一次战役。
1948年，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相继胜利，标志着解放战争决定性转折点的到来。蒋介石紧急调动三个兵团17万人固守中原。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兵团发动攻击，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战役。
艺术来源于生活，影片中人民群众自发地支援共产党、解放军运粮的镜头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真实发生在淮海战役中的史实。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改”运动，解决了人民至关紧要的利益问题，激发人民群众无穷的革命热情。
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根刻满了城镇乡村名字的小竹竿。该馆副馆长贾萍介绍，这根其貌不扬的小竹竿属于山东莱阳农民唐和恩。当听说村里要组织运粮队支援淮海前线时，他毫不犹豫放下手中的农活，头一个报名参加。“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村民组成的运粮队不惧严寒风雪，不怕敌机空袭，甚至用自己的衣物防止军粮浸水。而唐和恩带着这根一米来长的小竹竿，累了便撑着它休息，过河涉水时用它探路。休息间隙，唐和恩把走过的城镇乡村地名，用小刀刻到竹竿上。“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88个主要城镇的名字密密麻麻地刻在竹竿上，记录着唐和恩与队员们跨越鲁苏皖三省、行程5000余里的支前征程。唐和恩带领的运输队人人立功，被评为“华东支前模范队”；而他自己也被评为特等功臣，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称号。这根小竹竿，见证了广大群众支援人民军队的义无反顾，见证了军民一心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中，像唐和恩这样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的民工有543万，有168万来自江苏。他们跟随大军，排除万难，为前线送去弹药粮草，将伤病员安全后送。淮海战役中，江苏人民为军队筹集粮食1.37亿斤。
《秋之白华》——
悲壮浪漫的红色恋情
“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在瞿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信里，常常会提到不要在意一时荣辱、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2011年，电影《秋之白华》上映，很多人看完电影，才看懂瞿秋白的另一面，看懂他的真性情与脆弱，看懂他文弱书生气下的铮铮傲骨。
影片中的情节大部分是以杨之华的视角展开，场景还原上也下了功夫，很多吴语口音的台词让苏南地区的观众颇为亲切。
瞿秋白纪念馆唐茹玉副馆长告诉记者，馆内藏品中有一枚金别针的复制品，真品藏于常州市博物馆。1924年，当杨之华带着3岁的女儿嫁给瞿秋白时，震动了当时传统的封建礼教。瞿秋白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爱恋着妻子，他在金别针上亲手刻下“赠我生命的伴侣”，作为新婚纪念赠给妻子。此外，他还亲手篆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唐茹玉表示，纪念馆中馆藏的很多书信、手记都从侧面揭露，瞿秋白是一位沉静、温和的人，同时他的才华难以被那个动乱的时代所掩盖，明明可以成为一位作家、翻译家、画家甚至是医生，但他却选择当一个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人。在一封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件中，陈独秀极力推荐瞿秋白的两本短篇集，希望胡适可以帮他出版。那两本书是瞿秋白在莫斯科时所著，记录了他从一名热爱文学的青年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可以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血腥使共产党员由8万锐减到2万。生死关头，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这次会议中，瞿秋白走上了党内领导岗位，那一年，他年仅28岁。年轻、文弱的瞿秋白在革命低潮的风雨飘摇中，以书生之肩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馆内复原的瞿秋白书房中，还有一个翻盖式的老旧书桌，真品在鲁迅故居中。唐茹玉说，1931年初，瞿秋白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并肩战斗。这种翻盖式书桌，正是为了能够随时隐藏起自己所写的革命文章。瞿秋白与鲁迅虽然相差20岁，仍结为忘年之交。“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曾亲手书写这副对联，郑重地送给瞿秋白。
《秋之白华》中聚焦的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起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在被叛徒出卖后，蒋介石曾想劝降瞿秋白，并试图用亲属打动他：“你为了亲属也要活吧？”瞿秋白说：“我的爱人杨之华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在唐茹玉看来，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不一样的烟火，隐藏在平静温和的文字背后的，是他鲜红的底色和不屈的力量。
《特殊身份的警官》——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雨花英烈
1982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特殊身份的警官》曾给很多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影片中，中共地下党员江万和打入国民党江苏警察厅内部，以巡长身份搜集秘密情报，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而在历史上，“特殊警官”江万和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牺牲在南京的雨花英烈毛福轩。
《特殊身份的警官》由出演过《归心似箭》的著名演员赵尔康主演。影片中，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江万和大智大勇，多次设巧计使战友们化险为夷。中共地下党员汪国池被捕叛变后，供出县委当晚在砖瓦窑开会的情报。伪警察前去抓捕的路上，江万和趁敌人过桥时，将汪国池推入水中，并高喊“汪国池逃跑了，汪国池是假投降！”愚蠢的敌人开枪击毙了水中的汪国池，而不远处正在开会的同志们听到枪声，及时转移撤离。
“这个情节，就是根据毛福轩烈士的英勇事迹改编的！”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告诉记者，毛福轩烈士，1897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福轩是毛泽东在故乡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帮手，早在1922年冬天，他就受毛泽东同志派遣，到江西安源路矿和毛泽民一起开展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五人成立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他担任支部第一任书记。大革命中，五位同志先后壮烈牺牲，被后人誉为“韶山五杰”。
1929年，毛福轩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化名毛恩灏，打入国民党江苏省金山县警察局。在江苏省委的指示下，他与金山县委设在朱泾镇木货店的秘密交通站取得联系，此后通过这个交通站指导县委的军事工作。
“毛福轩智勇双全，很快就被提升为金山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这为他更好地为党做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胡卓然为记者还原了毛福轩的“潜伏”生涯。在敌人警察局内部，毛福轩为党组织搜集情报，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掩护暴露了的同志。1930年冬天，中共金山县委领导人丁瑞章被叛徒出卖，伪警察局准备前去抓捕。毛福轩知道消息后，虽心急如焚却不露声色。他主动要求带着三名巡警去抓丁瑞章。来到丁家门口后，毛福轩故意对着里面大喝：“丁瑞章在家吗？”机警的丁瑞章从门缝里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从后门逃脱。毛福轩带人进屋，草草搜查一番了事。
1933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解至南京。在狱中，敌人对毛福轩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党的机密，但坚贞不屈的毛福轩始终没有屈服，他对刽子手们怒斥道：“要杀就杀，不必多言！”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挂虑。”
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同志曾称毛福轩为农民革命家，赞叹道：“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柳堡的故事》——
红色柳堡传唱“九九艳阳天”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曾唱遍全国，动人的旋律和影片中副班长和二妹子的爱情故事，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江苏省宝应县柳堡镇，新四军与抗日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流传至今，一代代“二妹子”赤诚拥军报国，演绎着“新柳堡故事”。
1957年，由王苹执导，廖有梁、陶玉玲等人主演的《柳堡的故事》上映。影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副班长李进与柳堡少女二妹子渐渐产生了纯洁的感情，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暂时放下儿女情长，投身革命斗争。几年后，副班长和二妹子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影片中，善良、甜美的二妹子形象深入人心。扮演“二妹子”的著名演员陶玉玲如今已年过八旬，但很多电影观众看到她，依然亲切地称她为“二妹子”。
“发生在柳堡的这段故事，是有历史原型的。”原宝应县党史办主任张磊回忆，《柳堡的故事》作者胡石言生前曾多次回到柳堡，讲述创作过程。1944年春，新四军1师在宝应附近打了一场著名的车桥战役，狠狠打击了日军气焰。战斗结束后，1师某部在宝应刘坝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官兵们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与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不久，该部又奉调南下，前往江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转战途中，在某团担任油印刊物《战斗报》主编的胡石言，向某连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徐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在宝应驻扎期间，和房东家的二妹子“好上了”。
二妹子给徐金成洗衣服，徐金成教二妹子认字。徐金成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但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奉命开拔了。可惜的是，1945年9月，徐金成在宜兴丁蜀山战役中牺牲。1950年，胡石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故事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来又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胡石言生前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的“二妹子”，但始终未能找到。张磊说，战争年代，很多柳堡人的身上都有“二妹子”的影子。最像“二妹子”的，是出生于柳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夏美英。在家中，夏美英排行老二，大家平时就喊她“二妹子”。新四军来到柳堡后，夏美英组织妇女识字，和庄上的姐妹们一起站岗、放哨、纳军鞋、护理伤病员。后来，她入了党并参加新四军。在她的带动下，好几个农村姑娘和她一道走上了抗日前线。
如今，在河沟交错、物产丰饶的水乡柳堡，《九九艳阳天》的歌曲依然在传唱，一代代的“二妹子”们组成了“柳堡二妹子”民兵连。她们心系军营战士，关爱烈属军属，用爱国之心和拥军之情构建起军民连心的钢铁桥梁，谱写着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渡江侦察记》——
横渡长江，智取江防工事图
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以渡江战役为背景，展现了人民解放军侦察兵的智勇双全。1949年4月，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以及四野一部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包括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影片中，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前，我军某部侦察部队的李连长带领一个侦察班，秘密渡过长江，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混入对岸被国民党部队强迫修建防御工事的老百姓中，搞到了敌军江防工事图，并及时汇报给上级，为部队在渡江作战中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黑白电影年代，《渡江侦察记》以生动的情节征服了万千观众。扮演李连长的著名演员孙道临英俊潇洒，气宇轩昂；饰演敌情报处长的著名演员陈述“坏”得老奸巨猾，阴险狡诈。二人凭借精湛的表演，各自塑造了银幕上经典正派和反派形象。影片中的经典台词——“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更是被传诵已久，成为很多“60后”“70后”的口头禅。
“电影中，李连长率部渡过长江，智取敌军江防图。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战斗在江南各地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将大量情报送到即将渡江的解放军部队中。”在陆军指挥学院王伟教授看来，《渡江侦察记》对应的正是渡江战役发起之前，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的没有硝烟的秘密战斗。
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内，珍藏着地下党员沈世猷、丁明俊使用过的皮袄、手表和旗袍，这三件文物，是这对红色夫妻当年在国统区“潜伏”，智取敌军江防情报的见证。
1949年初，中共军事情报人员沈世猷奉命打入国民党江防最高总指挥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设法获取敌人千里长江防线及其心脏地区宁、沪、杭的备战军事情报。
1949年4月中旬，上级要求沈世猷紧急侦获安庆至芜湖之间荻港一带江防兵力配备的情况，为解放军渡江作战首先突破该地段防线做准备。沈世猷寻得替一位主管参谋值班的短暂时间，找到了敌人荻港地段详细的军事地图。该图属绝密级保管，因为敌指挥部仅此一份，敌人随时都可能要调用。当晚，沈世猷冒着生命危险将该图悄悄带回家中，与妻子丁明俊连夜誊抄记录后，次日一早再悄悄将图放回原处，敌人并未察觉。
丁明俊也是地下党员，在拿到沈世猷带出的重要情报后，她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军警哨卡盘查，安全地将情报转交给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处，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由此可见，以《渡江侦察记》为代表的红色电影，情节都来自于中国革命斗争史，记录着隐秘战线上革命者们的卓越功勋。”王伟教授说。（本报记者 于锋 傅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