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剧照

最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荣誉出品，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余丁执导、王青伟编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正在热播，并登上了爱奇艺历史剧榜第一名。该剧以李大钊先生演讲《庶民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为叙事起点，擘画了中国共产党怀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石库门登上天安门、从兴业路迈向复兴路的壮阔历程。

近代中国从“老大帝国”向“少年中国”转变的这段历史，近两年格外受到影视创作者的青睐，那些身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与张力中，依然奋然前行、悲壮热忱的先行者，天然适合用艺术来表现。当彼此选取的历史时段存在重叠，对叙事角度的独特裁取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觉醒年代》从“人性在封建桎梏中的觉醒”开启叙事，《数风流人物》则从一开始就牢牢扭住了“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民族道路问题，完整呈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历史推动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寻路中国”。

该剧一开篇，先以黑白影像手段简要回顾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紧接着，镜头跳转至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市民公园发表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的情景。熙攘人群中，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举手发问：

“为何当今的中国，始终没有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庶民的胜利？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赴死的精神，可是今日之中国，却没有丝毫的变化。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李大钊答道。

“您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真的能够救中国吗？”

“能的！”李大钊笃定地说。

短短一段开场对白，将“主义”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勾勒而出，面对主义的不同态度（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决定了曾经的同行者在十字路口的分野。然而，《数风流人物》亦清晰地告诉观众，占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可以“躺赢”到终点，美好的“主义”必须落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

剧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时，遭遇法籍警官入室询问搜查，并搜出了一批进步资料。一大代表李汉俊急中生智，称自己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潮的学者：“思想是自由的，只要它不被付诸实践，对吧？”——从而躲过了一劫。

李汉俊带有反讽意味的谎言，侧面映衬了共产党的伟大。从找到真理，到坚持“韧的战斗”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数风流人物》尽可能真实详尽，不虚饰、不回避地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完整和翔实的展现。

比如，该剧的一条重要线索是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起伏，长期以来，“13位一大代表只有两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其中7人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史实，似乎成了讳莫如深的隐史，历史课上不讲，影视作品也不愿触及，往往“善意”地选取呈现他们携手建党的高光“片段”。殊不知，褪色变节、与“主义”分道扬镳，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信仰在烈火中淬炼、分辨出真金与砂石的重要一环。

可贵的是，在表现陈公博这位后来的汉奸、当时的一大代表时，《数风流人物》并未刻意将其脸谱化，反而细腻展现了他放弃转战南湖、与妻子泛舟西湖时流露的淡淡的遗憾与落寞。“总有人要走的，也总有人要进来”，蔡和森就陈公博的退党宽慰陈独秀时说的这句话，透露着革命家的通达。应该说，这种告别固然遗憾，却是革命走向胜利途中的“换血”与代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必要围一大桌整整齐齐，唯有真正的“志合者”方能“不以山海为远”。

这份正视历史的真诚，使《数风流人物》在演绎这段被“翻炒”多次的历史时，找到了新的有效的增长点。该剧贡献的另一类增长点，是使那些曾被遮蔽的英雄从历史的星空中显影，并借助后人的纪念重获生命。

剧中，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工人领袖林祥谦面对北洋军阀的刽子手，慷慨陈词“你们现在要杀的，不再是一个当牛做马的普通工人，而是顶天立地想要改变中国的共产党人”——人们看到，信仰如何使普通人变得伟大。“劳工律师”施洋被捕后，他以法律角度向敌人条分缕析“你们无权审判我”，既显示了身份与性格，也暗示了彼时阶层之间“说不着”的隔阂与孤独。饮弹就义时，他的一个看似下意识的动作，是轻抿额头、保持仪容，然后在“劳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宣言中倒下。这时弹幕上纷纷飘过：致敬施洋先生！

——一如《觉醒年代》使陈延年陈乔年回归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认知框架，《数风流人物》也试图使那些大历史中的吉光片羽重新璀璨。这再一次说明，每一次对历史的叙述与打捞，都是在强化对抗遗忘的记忆装置；历史是客观的，但记忆是后天塑造的，占有历史只是第一步，如何对历史进行“造型”，才是最考验影视工作者艺术创造能力的课题。

观众无法忘记：《觉醒年代》里，陈延年兄弟就义时露出晨日初升般明亮皎洁的笑容，从头沾到脚的血污如鲜花粲然开放，这种对历史的“造型”使他们的故事最终“完成”，并升华到了顶点。在令一代人记忆恒新的《恰同学少年》中，三湘大地的连绵阴雨被创意地调度，毛泽东与陶斯咏的雨中论诗，与蔡和森在雨中岳麓的奔跑呐喊，皆成为激荡胸怀、晕染诗意的青春“名场面”。而在电影《1921》里，毛泽东在上海街头的一段富于动感的奔跑，融历史的重负、昔日的求索、未来的憧憬于混乱涌动的心理蒙太奇，从而使一段奔跑具备了强劲的历史意义和精神能量——这些成功的“造型”手段，均为历史锻造出了新的戏剧性。

就《数风流人物》而言，除了前面所述，该剧在诗词运用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譬如与蔡和森重逢时，毛泽东脱口背出蔡和森的《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少年意气慷慨毕现。而讲到国民党官僚、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伧时，则巧妙引用了他的一首《如梦令重阳感旧》：“帘外风风雨雨，怎不教愁留住。无计送秋归，分付哀鸿先去……”两个党派“气质”之殊异，不必着一字臧否，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显露了出来。

《数风流人物》之剧名，出自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何为风流人物？他们是勇于搏击时代激流、领受时代使命的“在场者”，是敢于摆脱沉沉暮气，将历史的坐标系向未来开放的勇敢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历史剧是重返历史的记忆装置，也是去而复返、重新认识当下的穿梭机，每一帧在荧屏上“闪回”的峥嵘历史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今人须抱持“看今朝”的勇气和自信，在我们手中创造伟大生动的新历史。（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