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大中十二年戊寅岁末（公元858年），李商隐终其自卑与自负相扭结、内卷与躺平相纠结、欲言不能与不能不言相煎熬的一生，孤寂而安静地病故家中。若视诗作《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能观》为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则“至迟至翌年春初”病故（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此且不论，但临终前留下这首绝笔诗或是真的。家人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在他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泪痕斑斑的纸，上面就是这首至今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这是一首七律，也是他的最后一首无题诗，后人按照古诗的命名传统，取《锦瑟》为题。首句以锦瑟起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就古诗写法而言既是通常、又很平常，但贯入“无端”一词和“思”字一字，则冲击感甚强。“无端”即为“平白无故地”、“没有由头地”之意，“思”字则起了导引作用，让读者不由地想到作者在思什么，又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华年”，是指青春岁月、过往时光。由此可想，在一个极易触发哀伤和感喟之情时际，比如雨天、黄昏、雪夜等，一种积压已久、极想用诗歌表达但语句尚不成熟，或是一缕缕思绪、一个个闪念之类的让作者坐立不安、欲罢不能时，忽然看到了眼前或忆起某一场景放置的锦瑟，作者的情感由此打开了缺口，如同巨压下喷涌而出的水流，一挥而就或几度搁笔起著，涕泪俱下，哽咽不止，使得纸面泪痕隐绰。作者因此如释重负，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疲惫而又通透至极，以致像熟睡一样平静地离去。其实，作为感情动物，每个人都会有作者这样的感受和情愫，只是诗人更加多情敏感、更加淋漓尽致而已。

接下来的四名句，用了“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四个互不关联又无明确指向的典故，给人以强烈的画面跃动感，蒙太奇般的时空交错，感觉到作者的心境却又难以描绘。“庄生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典故的意思浅显明了，作者并非以此自比生死难分，而意在借之表达对生命的迷惘感，大有“缘来缘去缘如水”、“万般尽头一场空”的感叹和“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活着”的拷问。“望帝”一句用《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里“杜鹃啼血”的故事，如同前句一样，作者依然并非借之自我比拟，而是裁用典故哀怨凄楚的情绪表达一种悲恸无助之感。“沧海珠泪”典出《博物志》，传说鲛人出水，寄寓人家，离去时，泣别而泪成珠，赠予主人。很显然，作者表达的是一种纯净的明亮的伤感之情，是生命尽头之别、还是情浓意深之离，不必考究也无从考究，但这种别离带有美好的一面是可以想知的。“良玉生烟”之典比较蹊跷，考证出处尚难，《长安志》有“蓝田山中产玉”之载，另有唐诗人戴叔伦曾论诗之意境，主张“诗家之景，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由此想来，作者是借赞同戴叔伦“朦胧意境”的创作观，来传递其内心深处的可以意会、不可言白的朦胧恍惚之感。纵观其《无题》系列，朦胧与恍惚系主基调之一。

最后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点题之句，也是回应之句。“此情”包括诗内四句的凡此种种，也包括诗外“一弦一柱”华年之情。“追忆”与句首的“华年”相联映，无限之思虽然“可”成“追忆”，但毕竟青春已逝、华年不再，即便再多留恋与再多无奈，人近黄昏，又如何是好？末句的“惘然”与首句的“无端”遥相呼应，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绵绵不尽的伤感与惘怅之中（葛兆光、戴燕《晚唐风韵》）”我们不由要想要问，既是如此，又有什么好追忆的呢？只不过是“迷惘、悲恸、伤感、恍惚”而已（葛兆光、戴燕《晚唐风韵》）。

全诗文字清通、华美含蓄，韵律谐和、朗朗上口，画面丰富、意象生动，情感真切，感人至深，而且典故化裁精妙，较之其他无题系列少有艰涩、鲜见隐晦，令人读之难忘，激起千种风情、万缕情愫。可惜的是何时写就、何故泪痕，皆不得知。其实，让人疑惑、无限遐思、念念有怀的又岂止这些？

（一）四海九族无所倚

李商隐在《祭徐氏姊文》有言：伏以奉承大族，载属哀门。又在《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悰）》有“弱植叨华族，哀门倚外兄”。董乃斌借用其语并将其家世概况为“弱门衰族”（《锦瑟哀弦.李商隐传》），笔者甚以为然。

李商隐（公元811年？-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开成二年（公元873年）进士。据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其生于唐宪宗元和六年辛卯（公元811年），而据葛兆光、戴燕《晚唐风韻》其生于公元813年。虽以“昔我先君姑臧公以让弟受封，故子孙代继德礼，蝉联之盛，著于史谍”自豪（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并以“我系本王孙”自诩，但家道早已败落，到李商隐年幼时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仅与大唐皇帝有一“李”字共姓，所谓的帝胄之后，不堪过誉。再从其世系相关记载看，家族不幸之处似乎远超过有幸之面。

第一，少男丁。对于李商隐家族而言，胤续问题纷扰了几代人。其高祖前虽无考，但由之起连续几代，陷入一辈一人传宗接代的荒凉田地。直到李商隐和其弟李义叟的出生，“香火”不旺的家族颓势才稍有好转。华夏民族自古看重起名，李嗣也不例外。刘学锴先生认为，商隐之名当取义“商山四皓”，“义山”也取四皓之一高义山之意。企盼李商隐如四皓之待时而出，成为帝王之佐（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其弟取名义叟，则有“健康长寿”之寓意

第二，低官职。高祖李涉，位至美原令（正六品下）而止。曾祖叔恒或作叔洪，虽年十九而登进士第，似乎有点前途无量，但结果还是位终安阳令（《旧唐书.李商隐传》）。《旧唐书.李商隐传》载：“祖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从七品）。父嗣。”李嗣即李商隐的父亲，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正在获嘉县令的任上，后担任浙江东道、西道观察使幕僚，依例获得殿中待御史宪衔。李商隐本人仕途更是曲折坎坷，三进秘书省均不得志，官至县尉、农尉、盐铁推官之类，基本是幕僚一生。其弟“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旧唐书.李商隐传）。

第三，不长寿。李涉享年几何没有记载，但从李商隐一些诗作和对自己健康的担忧来看，应该不是长寿之人。李叔恒位终安阳令时年仅29岁，其妻卢氏，出身范阳大族，父亲官至兵部侍郞、东都留守，自17岁嫁到李家便屡遭不幸。丈夫英年早逝、自己年轻守寡不说，还要独自抚养儿子、担起振兴李家的重任。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当卢氏含辛茹苦、满怀希望将儿子培养成人后，儿子竟死在了自己的前面，留下的妻儿又成了一代孤儿寡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孙子一代都到了靠祖母抚育的地步，家境之悲惨，确非一般人可以承受。李嗣倒是争气，虽入仕为宦、经业得䘵，然卢氏终究未能看到；其虽“浙水东西、半纪漂泊（李商隐《祭裴氏姊文》）”，与祖、父相比，倒也是相对长寿，然终究不过五十上下罢了。

李商隐本人没有活过五十不说，而且心存隐忧，曾以“建安七子”之王粲自比，“思迟已过于马卿，体弱复逾于王粲”（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二）》），王粲享年仅40岁，忌惮体弱短寿已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羸弱者多敏感。假若《葬花词》由李商隐来写，也许更有意思。其实，李嗣也有此忌惮，为小儿子取名义叟，寓意“健康长寿”，可见一斑。

第四，薄家底。李家虽然几代为官，但官职均遭遇“县级”瓶颈，且多有幕僚生涯，因此家底并不富足。到了商隐父子，情况似乎更糟。商隐诞生于获嘉县廨，其父李嗣正在获嘉县令任上。在商隐两三岁时，其仲姊病故，被简单安葬在获嘉，商隐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带来的哀伤氛围。此期，李嗣受浙东观察使孟简邀请前往担任幕僚，商隐跟随父亲走上了离乡漂泊的旅程。“淛水东西，半纪漂泊。某年方就缚，家难旋臻（《祭裴氏姊文》）”，幕僚任约六年光景李嗣病故，此时，三女儿已出嫁，义叟尚幼，娘仨失去了李嗣这一依靠，生计是何等的艰难。对于年将十岁的商隐来说，“躬奉板舆，以引丹旐”，侍奉母亲，带领弟妹，护送着父亲灵柩走在回乡路上，是何等的凄凉？又况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徒有“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祭裴氏姊文》）”之感伤。葬了父亲，服丧期满，“衣裳外除”后的第一要务便是养家糊口，到了“佣书贩舂”地步（《祭裴氏姊文》），其时一家人贫苦清寒的生活可想而知。

“弱门衰族”催生了李商隐奋发图强与力不从心、自负与自卑相互胶着的激愤心理。一方面，他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顺带着庇佑族人、振兴家业；另一方面，对现实又深感愤慨与失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感慨之余便是“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入世不得、出世不能，理想之丰满、现实之骨感，让他经常陷入难以排解的无奈与忧伤之中，探究他一生的磨难与困厄，都与此相联系。

是故，我们多少能够理解李商隐的一些“难处”了。由此检视，又何尝不能笑对“即便是一头来自乡村的土猪，也要立志拱了城市里的白菜”呢？！

（二）“才圣”两论已非然

《汉书韦贤传》有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虽是弱门衰族，但李氏几代服膺古训，不敢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据李商隐“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学道必求古，为方必有师法（《上崔华州书》）”以及古人十岁拜师礼俗推测，李嗣早早就教商隐兄弟读书识字、启蒙教育了。这是李商隐求知生涯的第一程，为其以后的知识拓展、文风创新和扬名立万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程是“处士叔”的教导。李商隐有位堂叔，在李氏宗谱中属“处士房”，李商隐在自己文章中称其“处士叔”，出生年月及具体名字不详，据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知其与李嗣同祖父（李叔恒），“处士叔”的父亲曾任郊社令（从七品）。“处士叔”是李嗣夫妇外，对李商隐人生影响较大的人。

其一，他是李商隐学识重要奠基者之一。“处士叔”是个饱学儒生，入过太学，精通五经，曾作五经《别疏》。“处士叔”“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义，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耳濡目染之间，李商隐积累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其诗歌创作当始于古体。

而据其《樊南甲集序》所言：“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是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樊川一带，李商隐曾一度安家于此，故自号“樊南生”。他说自己十六岁就写出了《才论》《圣论》文章，以擅长古文在文坛诸公间崭露头角。这印证了他的古文功底，推料为文当亦始于古体，“处士叔”之“能耐”也由此可鉴。

其二，他是李商隐性格特质重要影响者之一。“处士叔”性格孤傲、脾气古怪，甚至有些乖僻。据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记述：“处士叔”常与人通信，每到写信便唤人代书，由他口授内容，目的只为自己书迹落入人手。但终有一次，他为故去的父亲追福，亲书佛经一通并且刻了石。此石一立，即被发现并迅速传开，慕名前来摹勒拓印者络绎不绝。“处士叔”知道后，亲自驾小车去装了那石碑，远远送到一个佛寺之中，并混杂在众多佛经刻石之间，让人再也不易找到。李商隐评论道：“其晦迹隐德，率多此类”。“处士叔”不肯为官，有时运不济的因素，更系淡泊名利、修心养晦之故。李商隐拜学“处士叔”门下，正值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成年后深藏心底的自傲与欲言又止的无题诗风，隐约可见“处士叔”的影子。

其三，他是李商隐平生非常敬重者之一。“处士叔”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一个书法大家，“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李商隐《志文状》。”李商隐的评价不仅流露了对“处士叔”情不自禁的钦佩之情，也折射了“处士叔”不愿手迹流入他人的实力了。“处士叔”病故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商隐亲自为“处士叔”立碑，并遵循老人处世之道，绝口不提其名字，以及《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的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对“处士叔”的十分敬重。“处士叔”虽然避世讳宦、韬光养晦，其本色还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生，他对李氏后生谆谆教导的核心仍是匡君治国、拯世济民。这一点，李商隐领会深刻、讲求合适，特别是认识令狐楚后，随即开启由古体转向“时文”、由散入骈的人生高光，不仅考取功名，还以骈文家载入史册，不禁令人疑惑何来“无题”了？而弟弟义叟一生谨记“处士叔”教诲，曾力劝哥哥弃骈返古，但无果而终。兄弟俩同是“处士叔”门生，也同样敬重“处士叔”，然取舍相左，孰是孰非，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唐文宗大和已酉（公元829年），李商隐来到了东都洛阳。作为当时第二大政治、经济中心和大唐中央行政机构的“分司”，洛阳集聚了一批赋闲的政坛高官、名闻遐迩的文坛泰斗和富可敌国的商界巨贾，是奋斗在科举路上士子们的机遇场，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洛漂”，以期结识达官贵人，得到支持。李商隐在这里结识了令狐楚，成了他的科举恩师，骈文导师，是第三个对其影响较大的人。

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令狐楚以检校兵部尚书身份出任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抵达洛阳。时年李商隐十九岁，风华正茂，前往晋谒并献文章请教，很快便熟识起来。揣度其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是令狐楚也自幼学文且负才名，相似并自豪之处激起了相惜之情；二是李的文章确实不错且潜质极佳，稍加点拨可成大器，令狐楚产生了有意培养之心；三是李的家世与现状，令萌生了怜悯并提携之意。总之，令狐楚愉快地接纳了他。

令狐楚不仅劝他学习其时官场的通用文体“四六”胼文，还手把手地教他，并鼓励他与自己的子侄们研讨切磋，慢慢地近乎家人一般。结识令狐楚，对于李商隐来说的确是一件足以改变一切的大事。一来令狐楚居高位，李的仕途有高枝可攀；二来令狐楚系骈文高手，有他调教，李潜能暴发，大有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之势；三来与令狐楚的公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情，与令狐绹之间更是掏心掏肺。“将军樽旁，一人白衣（李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是何等的厚待？“人誉公怜，人 谮公骂（李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又是何等的庇护？有了令狐楚的教导提携和令狐绹美言力举，李商隐风生水起，得益受惠颇多。

在洛阳期间，李商隐还结识了其时诗坛盟主白居易，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风靡天下，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其时，虽已“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旧唐书.白居易传》）”，但白居易修养深邃、心胸广阔，以“广大教化主（张为《诗人主客图》）”美誉天下，不仅能够容纳不同诗派，而且非常乐意提携年轻之人，对李商隐更是激赏有加，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北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记有趣闻，白居易曾对李商隐说：今生今世我是赶不上你了，但愿我死后，能够转生投胎做你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此事真假不辨，但足见白对李的诗作之喜爱了。白居易逝世后，嗣子白景受寄书李商隐为之撰写碑铭，李商隐欣然应允，“升堂辱顾，前席交谈”、“虽迹有合离，时多迁易，而永怀高唱，尝托馀晖（《李商隐.与白秀才状》）”，李商隐的回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白老先生的感激怀念之情。

当然，李商隐早年也曾摹拟乐府诗，崇拜李贺诗风尤甚。毛先舒《诗辩论》云：“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李商隐诗学昌谷，钱钟书《谈艺录》说得明白：“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

只可惜，师从“处士叔”为古文，所作《才论》《圣论》早已散佚。倒是转攻骈文，成就名家。后法古立新，留得《无题》系列，派生“西昆体”、朦胧诗派绵延不绝。藉此而言，“才圣”双论，早已非然了。

（三）一寸相思一寸灰

问世间情为何物？自《诗经》“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以来，上至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下及贩卒走夫、黎民百姓，无不评道有加、自说自话。李商隐的出生家世、接受的教育、遭遇的困厄等，让他比起其他诗家更为敏感，情感体验亦更为独特。探究李商隐的情感历程，触及魂灵的女性主要有这样几个。

其一，某初解扶床。李商隐有三个姐姐，他出生时，大姐已逝，二姐已嫁，三姐年将及笄待字闺中。在李商隐两三岁时，二姐病故，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带来的悲伤气氛。他的二姐十八岁嫁在河东望族裴家，不容于夫家，不让“庙见”，即不允许拜叩夫族家庙，在当时意味着不被承认为裴家媳妇。事实上时间不久，便被送回娘家，对于封建时代的女子，最大的羞辱和打击莫过于此。裴氏因此精神抑郁，遂染重症，整日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不久便身亡了。“灵沉绵之际，殂背之时，某初解扶床，犹能记面（李商隐《祭裴氏姊文》）。”二姐病卧在床和亡故之状，成为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这是他稚嫩柔弱心灵感受到的第一抹悲伤色彩，也是构成他诗作绵绵不绝忧伤基调的重要动因。

其二，八岁偷照镜。“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这是李商隐无题诗篇之一，从小姑娘八岁有了爱美之心、喜欢偷照镜子写起，到待字闺中“背对秋千饮泣”这一段生活经历和情感波动，小姑娘的形像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毫无疑问，与其他无题一样，解读者甚众，意见不尽相同。有人说是李商隐的初恋对象，也有人说是李商隐的邻居，还有人说是李商隐以此自喻，表达了少年才子渴望济世救民而又忧虑前途的矛盾心情。此番种种，不烦具引。从大概率上讲，李商隐的实际生活中有这么个小姑娘的身影，应该会的。

其三，求道玉阳东。唐代道教十分兴盛，主要原因有二。一者大唐王朝崇道教，官方开办“崇玄学”，设博士、助教以培养生徒，并列应试科目，开“道举”以取士，道举及第者资格等同明经，可以为官。二者，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倡导禁欲、无生，反之它追求长生不老，男女皆可入道并对两性关系持开放态度。这些，可从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中知悉一二。因此，入观求道对年轻的士子们很有诱惑力，飞天成仙自然是最高境界，其次及第道举也很不错。即使两者都未实现，男女之间说说情话、谈谈恋爱，甚至是“男女媟合（释玄光《辩惑论》）”，也是件不负青春韶华的快事。

李商隐学道出于什么想法，他自己只字不提，自然也不好臆测。但上了玉阳东山为道，却有他的《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为证：“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玉阳山是王屋山的支脉，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境内，道教的“天下十大洞天”，王屋号称第一。玉阳山风景秀丽，有东西双峰对峙，两峰之间有条小溪，当地名其“玉溪”，李商隐取“玉溪生”为号，对其喜爱之情由此可见。学道期间，李商隐学会了撰写青词和斋文，还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女冠，激起了千百年来诸多“好事者”对女冠姓甚名谁、以及他们情感瓜葛的“好奇心”，其中，宋华阳或称华阳宋真人被密集聚焦。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但惊茅许同仙籍，不道刘卢是世亲。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不因杖屦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现存李商隐诗作中，这两首是“指名道姓”写给宋华阳的。据前者之“华阳宋真人”，知其系华阳观修道宋道士；据后者“宋华阳姊妹”，知其皆女冠。两首诗用语相当亲昵，显示关系非同一般。中唐以后，大批的贵族女子、宫女、歌妓涌入女冠行列，使得女冠一族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准大为提升，让女冠更具风流浪漫的色彩，继而使得女冠队伍整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陈贻焮《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等著述中可以知到，李商隐的玉阳之恋是热烈而深刻的，是渴望与失望并存、回忆与现实同在的。在彼时李商隐内心深处，最遥远的距离不是“雲梯十二门九关”，而是“咫尺天涯”的无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玉阳一恋最终成了若明若暗的追忆，成了凄婉悲怨的诗句，成了解不开、挣不断的情思，注定了为之吟唱一生。

其四，辜负柳枝心。李商隐在《柳枝五首》序言中如是记述：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于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物，断不娉。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 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小序以古文写成，言语平实，形散神聚，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无奈与伤感之情。“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柳枝是一个超凡脱俗、不拘小节的女孩；“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柳枝也是一个与众不同、极具音乐天赋的女孩；“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柳枝还是一个热情阳光、敢想敢爱的女孩。然而，这场由让山撮合、兄弟俩精心策划的“邂逅”，却以李商隐不怎么高明、十分勉强的借口而无果终了，着实让人唏嘘。

录《柳枝诗五首》如是：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前文提及，李商隐早年习作始自乐府诗摹拟，又不非简单袭蹈古人，更非潜心于乐府诗创造，而是在题材、手法、风格、语言诸方面进行渗透与融通。这五首小诗模拟了南朝乐府《子夜歌》《读曲歌》的格调，用语简单朴素，表达浅白明了。吊诡的是，既然忌讳“同时不同类”，何故“那复更相思”？既然“本是丁香树”，又何故“中心亦不平”？李商隐的情感世界里，洛中里娘终究是一现昙花，至于“以墨其故处”，私以为幌子而已。

其五，结亲王家女。开成二年丁已（公元837年）十一月，令狐楚卒于汉中官舍，诸子奉其灵柩去往长安落葬。李商隐以从事的身份、遵子侄之礼随行，并怀着对恩师无比崇敬、衷心感激和无限哀思撰写了墓志。忙完令狐楚丧事，李商隐迎来了一段轻松惬意、赋诗论道的短暂时日，期间接受了结亲王茂元之女的同年好友韩瞻的宴请，并赋诗《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艳羡之余，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翌年春季制科考试，因“中书长者”一句“此人不堪”而落第。一者是韩瞻的有意撮合，二者是李商隐羡慕在前，三者是应考失利，四者是身为泾原节度王茂元及时递来“橄榄枝”。总之，李商隐进入了王茂元幕府并深受赏识，很快便通过考察，成为王家女婿。二人婚后感情很好，与王茂元的关系也很融洽，如其所语，“中堂评赋，后榭言诗”。在这里，不仅创作第一首无题诗（八岁偷照镜），而且开启无题系列。其所谓“樽空花朝，灯尽夜色，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系其时真实生活的写照。

然而，自此也深受“牛李党争”之苦，他像一棵生长在山岩缝隙的小树， 艰难而苦苦地挣扎！

（四）一首《锦瑟》解人难

诗界素有“一首《锦瑟》解人难”。一者，无论是诗之意境，还是倾诉对象，想像的空间太大太多，有说是玉山女冠，也有说是令狐家侍婢，等等。二者，古往今来，解读太多，争议也太多，说是为悼念亡妻者有之，说是为“伤玄宗而作”者有之，说是为自己不幸而哀伤者也有之。凡此种种，皆可视为“理解自由”，但其影响深远，无可置疑。

其一，引领晚唐风。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以后，孟效、李贺、柳宗元、韩愈等相继去世，元和诗坛的勃勃生机和创新精神随之式微。虽然白居易、贾岛、刘禹锡等，活到了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离开人间，但因创作风格已经定型，加之年老而缺乏创新活力等缘故，只能发挥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了。直到杜牧、李商隐等年轻诗人的崛起，晚唐诗坛才有了异于前代的生机（葛兆光，戴燕《晚唐风韵》）。

李商隐小杜牧十岁，“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冬日寄小侄阿宜》），杜的家境显赫，李是不可相比的。虽然两人都是在二十六岁时及第，但情况迥异。杜是不急于应试，且一试而中，“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杜牧《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洋洋得意之情跃然纸上；李是急于考取功名，却连试十年，苦不堪言，“更谁开捷径，速擬上青云（李商隐《商于新开路》）”，多么希望有人能提携一把啊！杜是想得开、也放得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送》）”，无所忌惮；李却非然，“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李商隐《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即便及第时，也愁容淡淡，少有欢喜。

有趣的是李、杜二人既有“小李杜”之称，且有关系很好，还都是李贺的“粉丝”，一个为李贺写序，一个为李贺写传，还一个为牛僧儒撰写祭文，一个为之题写碑铭。“刻意伤春复作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李商隐《杜司勋》）”，李商隐对杜牧的仰慕之情可见一斑。

其二，又出“西昆体”。《古今词话》记载一则故事：优人有装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故事的大致背景是，在一次馆阁名人宴会上，当时文坛领袖杨亿和最负有盛名的钱惟演、刘筠等都出席了。酒过三巡时际，优伶登场表演，以资馀兴。大致情景，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有所揣度，要义录如下。

优伶身着破烂衣衫，跌跌撞撞地走上场来，搭档大声问话：“来者何人？”

“在下李义山！”伶人高声回答。

“你？你是大名鼎鼎的李义山？”问话者夸张大笑。

“惭愧惭愧，在下正是！”

“那您的衣服怎么回事？”问话者再度发问。

伶人指着扬亿等人回道：“都是被诸位馆职挦扯割剥的呀！”

众人哄堂大笑。

“小李杜”后，唐末五代以来，诗歌平庸无奇。直到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一批馆阁文人为代表，“西昆体”诗派的出现，诗坛方现光彩。他们刻意学习效仿李商隐的用典和丽辞，格调模仿也亦步亦趋，甚至到了窃取和袭用的程度。对“西昆体”派的呆板盲从做法，伶人以李义山衣衫被剥扯得七零八落来比喻，实在形像逼真、妙趣横生。

对李商隐而言，也许想到了自己独特诗风的影响力，但“西昆体”的出现是他绝对没有到的。

其三，至今爱“朦胧”。其实，早在“西昆体”前，研学李商隐诗者即有不少，典型代表晚唐诗人唐彥谦。试读其诗《春草》：“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似乎很有李诗风格，但意境远不及李的深刻，“朦胧”也远不如李诗之美。李商隐诗歌，尤其是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系列，其开创的朦胧之美，不仅美体表言辞、而且美到思想骨髓，丝丝缕缕地痒到读者的每个根神经。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酷爱并深研李商隐诗，对《锦瑟》作过深刻而独到的诠释，并赞叹其是“中华诗词的奇迹”“人类的智力活动、情感运动的难以抗拒的魅力”（转引自董乃斌《锦瑟哀弦.李商隐传》）。何尝不是啊？朦胧诗派自不必说，至今形形色色现代诗，又何尝没有朦胧的“身影”？！

人生皆有华年，华年终将逝去。李商隐的诗，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若是他九泉有知，再不必追忆华年！

这——就是本文想要说的。

作者：徐丙奇